还是先讲个自己的事情。我本科学历史学的双学位，期末写论文的课程基本都是大杀四方，因为肯认真看书，比他系一些混日子的学生要勤奋很多；然而一到考试我就傻眼，因为考试内容讲义上没有，需要靠知识基础。而我是一个理科生，他系学生大部分都是文科生，经历过文科高考，对于一般程度上的历史知识知道得比我多不少。记得有一门欧洲历史的课程，名词解释我几乎一个也答不出来。尤其是记得有个词叫维兰（注：西欧封建时代的一类农民），事后连搜都搜不到（当然也跟我当时不太会搜东西有关）。好在也没有认识的人，考完灰溜溜地走，到门口听见几位他系学生嗤笑着说：这题目难道不是常识吗？

从那时候起我就知道我是一个没有历史常识的人。而且我很清楚为什么——因为我没有经历某一个确定的过程、没有某一种确定的身份，也就无法获取一种常识。而我在另一个世界里获得的“常识”，例如“硫酸乙醇三比一，反应温度一百七，防止暴沸加瓷片，不生乙醚生乙烯”（据说用《哆啦 A 梦》主题曲演唱出来效果更佳），在这个世界里反而是无效的。而且不幸的是，根据后来的人生经验而言，“这个世界”里的常识，似乎比“另一个世界”里的“常识”更被人们接受为常识。或者说，大家一般也会认为，不知道有机化学基本知识，不算“没有常识”；但不知道欧洲史的基本知识，可能就会有点“没有常识”了。

后来养成了在网上跟人掐架的习惯，那几年某校 BBS 上网发议论的大学生里还是理科生稍微多一点，所以经常能够看到这样的言论：科学基础教育不行（这可能是真的）、物理基础知识应该高于历史基础知识，计算机比政治重要，等等。听多了后来也就麻木了，觉得你开心就好。不过当时有一位前辈在一个讨论氛围比较好的环境里说了一个看法，我至今还经常会想起来：我们生长在一个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无论编程还是焊板子都是当下最重要一类生产力的基础，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增加这些知识在“通用知识结构”中的地位？或者说，以前的人觉得《三国演义》是常识，因为这里面的知识在生活中意义很大，有的人可以当故事听，有的人可能会学到些什么；而现在这种“意义”的权重是不是该改改了？

当然这种争论是没有结果的，因为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讲，学什么是有个指挥棒的，这个指挥棒就是我国的文化教育体制。或者说，有些常识之所以是常识，是因为背后有一套国家权力体系，不是源于“合理性”。我分别在小学的社会课、初中高中历史课上学过三遍中国近代史，而中国古代史只初中学过一遍——如果你从末端去思考，设法去论证“中国近代史的知识比中国古代史重要”，那就完全没有把握住问题所在，这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教育体制的行政因素所决定的，和知识本身的重要性无关。

权力塑造身份的高下，身份决定知识的高下；对于一些身份而言，有些知识比其他知识更基础，如果身份错位，那么知识的结构也是不同的。遗憾的是，正如世界上许多经历过激烈社会变迁的地方一样，我们这个国家（当然这不免又引入了一层话语权力）里的许多身份概念都有意无意地存在错位的现象，进而也就会导致“缺乏常识”成了一件经常值得惊诧的事情。

我们还是不从专业知识开始说，先说生活常识。有一次家里漏煤气，父子俩跑到厨房去看情况，然后全家学历最高的老妈毅然决然地揿下开关、试图打开厨房的电灯——幸好一切无事，不然也不会有现在写这篇文章的我了。电火花确实是一种常识，老妈也确实是高级知识分子，这一点有学历证书背书，绝对错不了，但这并不妨碍一个做饭很好吃的人不知道燃烧的危险性。原因很简单：老妈上中学时的物理、化学、生物教育水平远远不是现在能比的，而她后来又因为阅读习惯而不会去主动看《生活诀窍 100 种》之类的书——或许学历不如她的人反而会更关心这种读物。当教育（无论是狭义的学校课堂还是广义的学习）体制发生了转变，“常识”也就变了。

即便是在大家都觉得更像是“常识”的地带，同样会有因“身份限定方式”的差异而导致“常识”概念模糊的情况。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好了：我觉得大家都会觉得“允祥 / 胤祥 / 老十三 / 怡亲王”这个历史人物对于清史来讲是常识了吧？毕竟，“你难道没看过《雍正王朝》电视剧吗？”结果前几年我认识的一个清史所博士学长就不知道这是谁。我第一反应也是极其诧异——他不是学清史的吗？他不是要拿清史所的学位吗？怎么可能不知道允祥是谁？答案很快也就揭晓了：这位学长的研究方向是清末民国时期的思想史，上限基本就是 1900 年；清前期历史对他来说只是高考的时候背一背考点（而且允祥不是考点），和明朝、元朝历史都是一样的。问题出在，我们预设了一个“清史”的概念，并在这个概念的内涵之中假设“允祥比颜惠庆重要”，故而在我们看来他“缺乏常识”；但如果要是在“他们那个领域”，说不定颜惠庆反而是“常识”哩。

再比如说昨天有个帖子里我说我没看过红楼梦，一位网友便给出了这样的回复：

我仔细回想了一下我做过的一切工作，和《红楼梦》的确没有一点关系，完全用不上。相反，清代档案学知识，虽然对一般人而言比《红楼梦》要冷门很多了，但在我这里反而更“必需”。显然，这位网友根据“清史”的身份假设了一种知识结构，进而认为“红楼梦应该是必需的”。遗憾的是，事实和他想象的很不一样。

在上面这几个故事里，出现了一个很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对知识结构的“预设”——我预设我母亲的知识结构是怎样怎样的，我预设学长的知识结构是怎样怎样的，某网友预设“清史”应该是怎样怎样的。正如我前面说到的，权力塑造身份，身份决定知识；而对于那些在社会权力结构中处于弱势的群体而言，他们的身份必须要由“别人”代为塑造，那么所谓“常识”就会对他们表现得不友好。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的历史常识的结构，无论是单纯的“帝王将相”还是后来的“主流叙事”，基本都给人以刚硬的感觉，而缺乏对心性、情感、具体生活等等的描述，这带来了一个什么后果呢？那就是女生会觉得历史很枯燥、“都是大词”，“没什么可看的”。

我还记得我中学时的一位女同学曾经跟我讲，蒋介石娶了宋美龄但一直对毛氏很好，毛泽东看到江青就不管贺子珍，所以她觉得蒋介石比毛泽东好。——看官且莫对这里的历史细节死抠，这里有许多事实问题，但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往往会认为“是中国人就应该懂××”，但却很少去想这些“××”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一种权力基础上的，而对于那些并没有处于这样一种权力基础之中、但同样拥有中国国籍的人而言，我们很容易接受的常识反而从形式上很难接受，甚至不是“看了记不住”，而是“根本不会想看”。这里无关乎具体的观点，而在于一种知识的讲述方法：高层还是多层？自上而下还是多种穿插？重点讲苏区、华北游击战还是全国都要说？农村还是城市？群体（一伙人的所作所为）还是身体（对自我的认知与处理）？有些结论，各位历史爱好者看来很重要，但对于不属于“历史爱好者”、又不在“主流”涵盖范围内的人而言，真的很重要吗？

这些年以来，许多关于明清以及民国日常生活、文学艺术等方面的著作不断涌现，有的作品会展现许多图画，以此替代纯文字表述；有的作品则关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会涉及政治，以此替代一种“大而化之”、“只有几个老头子”的历史；有的作品则去书写专业化的内容，例如医疗卫生等等，并力图呈现这些专业内容如何与社会变迁相联系；还有的作品会去描写人物、物品乃至抽象的“历史因素”在跨语言、跨地域、跨族群之间的“旅行”。我的感觉是这些书的出版，让关心历史的人变多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当然代表了一种常识，可我们寻求一种本真面貌来对待世界，确实并不非得沿着这种常识而行。

所以我们现在面临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由于我们的社会高度分化，“共识”很难获得，进而“常识”也就不是很“常”，至少不是一种合理的范围内。前些年某些人提出博雅教育，希望让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常识”拉平一下，当然我对这个看法有不少保留意见（特别是对于执行的方式），但至少这个看法确实抓住了一种本质，那就是我们不应该放任权力（不一定是国家权力）来割裂知识，必须要想办法让人们在知识上更多地共通，不然不同社会身份之间的冲突会更多。毕竟，基于主观的恶意，威力终究有限，基于客观认识上的恶意就很难办了。

但这还是很久远的未来。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讲，也许最好的办法是对于一些“缺乏常识”的现象稍加宽容。我对清朝宫廷知识也知道得很少很少，我的解决办法是需要的时候去学一学，也希望大家在看到别人对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却“不知道”的时候，能稍微善意一点：“不懂可以问”，“不懂可以搜”，“不懂可以学”。事实上，我也正是在不断接触知识结构与我差异很大的人的时候，才逐步意识到世界可以很丰富多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