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圈 : 金像奖保卫战:香港电影人再难也要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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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重点:

  1. 金像奖被质疑评奖搞论资排辈,对非港人士抱有排斥心态,格局越来越小,这种“防御”心态来自于香港人逐渐强化的本土意识。
  2. 民间情绪挡不住行业内的耦合,内地资本盘活港片是不争的事实,本届金像奖,博纳简直成了最大赢家。
  3. “港片已死”可能是个伪命题,香港电影人还在以各种方式开工、生存、薪火相传,“香港电影”年年有的光景不会消失

腾讯娱乐专稿(文/邵登 许云泽 责编/华妃)

第37届金像奖颁奖的那一周,美元/港币汇率屡次触及7.85的“弱方兑换水平”,香港金管局频频出手接下港币卖盘。到4月20日晨,金管局行动13次,共承接513亿元的卖盘。

内地媒体报道这场金融风波时,动用了“港币保卫战”、“危急时刻”等惊心动魄的字眼。相比之下,“金像奖”一词在语温梯度上,愈发显得热度阙如。

4月15日同一天,在距离香港2195公里的北京,第八届北京电影节开幕。一个是不断强调“本土化”的老牌奖项,一个是不断释义“全球化”的新兴影展;《战狼2》入围了金像奖最佳两岸华语片,并没有在北影节上获得提名,但吴京选择在北京亮相走红毯,没去香港搏一个可能的奖项。

吴京应该是有道理的。金像奖被质疑评奖搞论资排辈、本位主义,对非港人士抱有排斥心态,格局越来越小。主席尔冬升坚称金像奖应该是针对香港电影的奖项,而不是像金马奖那样面对所有华语电影:“除非香港电影的产量低到不能成为一个奖。”

但他依然认为,没有什么能让香港电影的年产量掉到30部以下。

说出年产量30部这个红线数字时,尔冬升保守而又苍凉。从2013年以来,港片年产量就在50部上下徘徊,而在1993年,港片年产量峰值是242部。

财经媒体多将此次港币贬值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联系起来,后者曾经也是港片黄金时代终结、整体走入低迷的重大原因。

“港币保卫战”是名是实尚且两论,但“港片保卫战”起码已经打了15年。金像奖的沉寂只是时间的一个截面。

Part1守望本土,悲壮自救

看起来,“团结”,像是这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关键词。

古天乐拿到影帝以后,获奖感言里说:“香港人一定要团结,演好香港电影。”

古天乐凭《杀破狼 贪狼》获影帝

香港电影界一向抱团从甚。2003年,突如其来的非典打得整个香港措手不及,根据陈嘉上的回忆,离颁奖已经不到5天,董事局成员围坐在尖沙咀一个不起眼小楼的小房间里,决定取消这届金像奖。外面传来了工作人员的哭声。

就在这样的时刻,张国荣的死讯突然传来。整个香港弥漫着苦涩与悲楚。

但让董事局没有想到的是,颁奖当天,邀请的香港明星全都来了,不少人带着口罩出席。四大天王同时登台演唱《当年情》,成为金像奖历史上最令人难忘的经典画面。

“万众一心,抗击非典”,激发了香港人市民身份认同的高潮。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港府一直着力培养香港人对本土的归属感,一种区别于中国民族国家文化、但与之又有联系的市民文化逐渐生成。2003年7月1日,香港爆发50万人大游行,这一年被学界称为香港重塑“本土意识”的新起点。

香港艺人在抗击非典中功不可没

另一种张力与界限同时产生。2003年的6月至9月,《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及其附件相继签订,中央政府承诺给予香港200余项产品零关税优惠,并开放银行、保险、证券、物流等18项香港服务业比外商提前进入内地市场。在此之前,纽约时报甚至断言“香港已死”。这个简称为CEPA的政策还规定了香港电影可以不受进口片的配额限制进入内地市场,标志着香港与内地新的“合拍片”的时代来临。

相比于97回归前的迷茫,2003年,香港电影人在内地巨大的市场潜力和资金冲动面前跃跃欲试。“合拍片”、“北上搵食”,大陆和香港电影业进入从庙堂到江湖的全面磨合。形势的确发生了变化,2005年,章子怡拿到金像奖影后,2006年是周迅,2007年是巩俐,2008年则是斯琴高娃。

内地演员在金像奖上攻城略地,香港的年轻演员却愈发后继无人。香港电影工作者总会会长吴思远忧心忡忡,他把港人港片的困境归因为“合拍片”,说“合拍片”用人、题材方面强制加入大陆元素,审查方面又一直不松绑,让人很难做。这大概不是香港电影人对内地同行心态落差的孤证。

是保持香港电影的特色,还是适应内地的规矩要求,是左右逢源旗开得胜,还是两厢为难进退维谷,在“华语电影”的大语境下,“中国电影”还是“香港电影”的争论常常擦枪走火,尽管电影人大半个身子已经探出港岛,但他们回到金像奖的颁奖台上时,最终宣布的答案还是——香港电影需要坚守本土特色。

15年过去,自救情绪在这届金像奖上仍然显得强烈而悲壮。黄秋生上台给最佳编剧游晓颖颁奖,用自己的名字打趣道,香港电影虽然“黄了”,但在秋天的时候还有生命迹象。时至今日,金像奖再也邀请不到当年那般庞大的港星阵容,团结的情绪也发生了变化。

黄秋生的颁奖词还遭到港媒曲解,引发了“中国电影”or“香港电影”的口水战

2016年,“很港很本土”的电影《十年》获得35届金像奖最佳影片时,后台媒体区全场骚动,前、左片区的香港媒体爆发出掌声欢呼声,而在后、右片区的内地媒体则干脆沮丧地合上电脑。今年《明月几时有》宣布得奖时则掌声寂寥。

Part 2资本才是最大赢家

民间情绪拦不住行业的耦合。资本、市场和人才、技术天然地会嗅到对方。这些年,香港和内地在电影行业的合作愈发深入,今年金像奖,获奖或提名影片的出品方,或多或少都存在着合作关系,五部入围最佳电影的影片中,主控资方名单里都有内地公司。

古天乐说香港人要团结,谁能想到先被团结的是资本。

每年金像奖颁奖典礼之后的Afterparty是各家公司的另一个竞逐场,从业者和获奖者们在这里觥筹交错,谁家拿了影帝、影后,决定媒体和嘉宾到场的速度和人数。今年则大为不同,博纳、海润、寰宇、高先、太阳娱乐、天下一等内地、香港的影视公司出人意料将Afterparty合并在了一起。

逼仄的party举办场地人头攒动,堵住了通道,高层合影环节,博纳老板于冬姗姗来迟,黄百鸣、林小明等香港电影业的大佬在镜头前等着,待于冬挤进来,黄百鸣忙将他拉入站到C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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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东站C位(左起第五位为于东)

博纳影业算是发行港片起家,2008年,博纳开启了金像奖征战之路,从《投名状》《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到《十月围城》《桃姐》,到《一代宗师》《激战》,再到《智取威虎山3D》《湄公河行动》,甚至包括7年前那部制作班底和故事题材都是“纯港片”的《打擂台》,也有博纳参与发行。今年,包括《明月几时有》的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在内,博纳参与出品、发行的片子共计获得11个奖项,有媒体说,于冬才是这届金像奖的最大赢家。

《明月几时有》出品人于冬和导演许鞍华在颁奖礼举着奖杯庆贺

不管你愿不愿意,内地资本盘活了港人港片,是不争的事实。

金像奖前一个月,香港国际影视展在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这个电影“港交会”性质的展里发布了一系列新项目,某娱乐集团在影视展上的宣传VCR中介绍该集团2017出品佳绩时,话称某某电影在香港获得了千万票房,惹得内地媒体面面相觑。

从参与推介项目的数量和咖位来看,古天乐和阿Sa俨然已是香港电影的一哥和一姐。

杜琪峰曾说,古天乐是香港最后一个明星。他靓仔且会演戏,又秉承了香港艺人搏命、不挑戏的传统,在香港青黄不接的男艺人群体中,古天乐最多戏拍。2018年,古天乐还将参演8部电影,是所有香港男星中最忙碌的。其中有邱礼涛的《死亡通知单:暗黑者》,也有王晶的《贼王》,他和林家栋、吴镇宇、张家辉等中坚力量合作,阵容上一水香港本土制造。

今年拿到金像奖影后的毛舜筠已经57岁。她从亚视前身的佳艺时期就出道,处女作可以追溯到1977年,拿过最佳女配,也数度提名最佳女主。提起她,总要捎上那一句,她是张国荣唯一求过婚的女人。这些年毛舜筠一直在工作,没有电影拍就演电视剧,演的都是八点档肥皂剧,《毕打自己人》337集,《爱回家之八时入席》200集;演剧之外,经营美容院生意,做做基督教活动。

毛舜筠与张国荣旧照

与阿Sa合作《圣荷西谋杀案》的天后郑秀文,在影展活动里也没受到媒体多少额外的关注,她共获7次提名金像奖最佳女主角,比古天乐还多了3次,香港影评届一直说这个奖迟早是她的,只是她的戏却越接越少。

微博中的郑秀文每天都忙忙碌碌,但近两年的作品履历中已经很少有电影长片,2018年算是她电影爆发的一年,年初参演的关锦鹏新片《八个女人一台戏》在香港举办发布会时,一名年轻内地记者提了一个让她和梁咏琪集体感到难堪的问题:“这部电影在内地上映的时候,会不会担心观众不认识你们?”

梁咏琪惊得长大嘴巴,她看了看身旁的郑秀文,发现对方的表情同她一样,悻悻说:“那真的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新生代大陆观众恐怕很少知道郑秀文、梁咏琪,他们更熟悉的是林超贤,后者拍出了他们喜欢的《红海行动》。这部票房近40亿的电影观影用户画像中,年龄29岁以下的高达59.4%。在香港国际影展英皇电影巡礼活动中,林超贤的站位比任何明星都要靠近中心的英皇老板杨受成。

Part 3港片已死是伪命题

姜皓文在今年拿到人生第一尊表演奖最佳男配后,感谢了刘德华,后者投资并主演的《风暴》《拆弹专家》《追龙》都带上了他,姜皓文简直觉得“这几年运气好了很多,好到我自己都怕,会不会死啊?”

他还感谢了现任老板古天乐和前任老板林家栋,林家栋当了很多年演员一直打不开局面,早已横跨监制和制片人的幕后职位。去年他终于获奖,感谢的也是提携他多年的刘德华。

香港电影人对后辈的帮扶不仅是薪火的传统,更是港片坚持下去的原动力。一片叫衰之中,那些有能力北上的导演,其实也在反哺港岛电影工业。古天乐这些年深陷“烂片”风评,但他在香港本土开了十几家公司,给港片做技术、做后期提供支持。王晶拍《追龙》的时候,说只要在微信群里发个信息:有电影开拍啊,然后曾江、郑则仕、汤镇业、黄日华、吴毅将这些老将们第二天就直接到片场开工了,虽是玩笑话,但背后是伤感的,那个“日日有工开”的繁华香港电影业早已不复存在,老兄弟相聚,只能靠情义。

《追龙》里友情出演的陈惠敏曾经是14K的成员,邵氏功夫明星

狮子山下,草根精神,天涯海角,守望相助。香港的本土精神就像《魔兽》里的世界观,不论是为了部落还是为了联盟,归根结底,大家还是要团结起来“为了艾泽拉斯大陆”。

香港社会逝去的又何止电影的“黄金时代”。

九龙城寨拆除以后,王晶拍《追龙》时,耗时数月搭建实景,要复原那个无数次出现在港片当中的魔幻而又事无巨细的景象;重庆大厦在尖沙咀的繁华中特立独行,林青霞和金城武在《重庆森林》里,坐在那吃过期的凤梨罐头,用枪扫射印度人;迈克尔?康奈利的小说《九龙》曾经将重庆大厦形容为“后现代的卡萨布兰卡”,现在,这个“低端全球化”的中心转移到了深圳。

《重庆森林》剧照,重庆大厦作为犯罪活动的背景

即使是刚刚过去的这半年:

2017年11月22日,邵逸夫遗孀、邵氏最后一个“大家长”方逸华女士逝世;

2018年3月16日,被称为香港“超人时代”领袖、今年90岁的李嘉诚宣布退休;

2018年4月13日,香港赫赫有名的何东家族之后、97岁的一代赌王何鸿燊宣布退休。

邵氏兄弟曾经有东方好莱坞的实力和美誉,如今的当家人、电视人出身的乐易玲开始在网剧上布局,看上去,这步棋更能挽救这家老牌的电影公司。

银河映像二十年给香港电影贡献了无数影像、叙事风格独特的作品,如今他们的全称是银河海润,曾经骄傲伫立于观塘工业区的办公场地从三层变一层,仅保留了办公区域,另在千里之外的南京一座小镇里,建起了银河映像的内地基地。

老一辈的著名监制蔡澜则说,即使是邵氏最辉煌的时期,也是讲商业回报第一。他监制大量娱乐片,后期又参与风月片的制作,但当他想在电影文本方面有所尝试,试着对邵逸夫说:“邵氏每年出产40部电影,部部都赚,你多拍一部不赚钱又能怎样?”邵逸夫回他:“如果第41部也是赚钱那就最好。”

如今的蔡澜早没了怨气,他甚至开始认为个人主义太过强烈的人不要去拍电影,都像王家卫,成就了他一个,后面要死一堆投资人,于电影工业而言绝非幸事。

金像奖后,短暂刷屏的除了黄秋生的发言、“茶水姐”杨容莲,还有终身成就奖楚原的感言。大师如楚原,拍戏亏本后也曾被当时的邵氏二号人物方逸华撕过通告单,在过来人的眼里,“黄金年代”不是印在功勋章上的一行字,而是悲欣交集、“摸着石头过河”的艰苦岁月。皓首之年,总结起来,他也要讲一句,“如果你像我一样,老到没活干了,记得年轻时攒点钱。”

楚原

或者,根本没有什么黄金年代。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电影中心在上海,之后南迁至港台,如今又北上,港片的辉煌真正算起来,也就集中在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末。在人们总还望其项背吮吸余味时,很多事情早就改变了。前二十年河东,后二十年河西,从香港到内地,唯一从未更改,也只有电影人与资本互相追逐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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