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冰洋汽水和果子面包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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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冰洋汽水和果子面包的前世今生

图片:新京报剥洋葱 / 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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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6 日,一个慵懒的周日下午,脱掉大衣的人们换上短袖,北京城匆匆迎来夏天。

从山东来的大姐钻进城南天桥剧场附近的一家食品店,想买串糖葫芦,被店员脆生生的北京话顶了回去:“大热天儿的,谁吃它呀?北冰洋挺好的,您不来一瓶儿?”

旁边小区的大妈进了店门,熟练地向左拐,抓起两个“果子面包”,一分钟不到就结完了账。

老伴在门口等她,他讲不出几十年来独爱这一款的确切理由,或许是喜欢带着核桃仁香味的筋道,或许拆惯了浸着黄油的蜡纸包装。

门楣上,暗红色的招牌上喷着鲜黄的大字——”百年义利”。这个隶属于北京第一轻工食品集团(简称“一轻”)的百年老店是一家国有企业,现主营“义利”面包糕点和“北冰洋”冷饮。

人们对它的记忆,无一例外地指向春游前把“果子面包”塞进布书包的那一刻。差一点,这些熟悉的滋味,就随着两代人的童年一同消失。

广义街 5 号

南五环外的义利大兴厂区里,办公区的一角挂着小电视,液晶屏上的广告写着:嘿儿喽蜜,老北京话里,是吃冻柿子自得其乐的意思。

赵占中来自河北保定,他讲不出这句北京土话,只知道这个在京城打响名号的企业并非土生土长,是建国初响应“繁荣首都”的号召,从老上海的租界区迁徙而来。搬到大兴厂区前,一直在城内广安门附近的广义街 5 号。

1951 年,义利迁至北京后,在原宣武区广内王子坟建立新厂,据考证,由于义利后发展成京城著名的食品企业,广内王子坟便因此更名为“广义街”,沿用至今。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翻拍

附近的老居民都能讲出街名的来历:“广”是广安门,“义”是义利食品厂。从 1951 年到 2001 年,“义利”在这里度过了整整 50 年。在工厂后墙根下住了 63 年的老周,自称闻着“义利”味儿长大,对昔日的辉煌记忆犹新——

七八十年代,等货的汽车在后门排起大队,延绵两三百米。小推车直接到生产线上去等货,出来一箱拉走一箱。凌晨四五点送到西单、王府井等几个大的销售点,听说已经有人等在那里,连轴转的机器从早到晚响个不停。

“果子面包”是从老上海的“圣诞面包”演变而来。起初夹的是新鲜水果,可北京除了四月杏、六月桃儿,新鲜的时令水果很少,就把水果换成了果仁。

自记事起,赵一发的父亲就在义利饼干车间配料,他十几岁时也跟着父亲学工,在饼干车间待过短短几个月。

6 分钱一两的动物饼干对赵一发来说过于奢侈,“5 分钱,能买一碗豆腐脑,配一个火烧。” 他最常吃的,是父亲带回来的“饼干头儿”:下脚料烘烤出来的,手指头那么宽,歪七扭八的,剁成一块一块儿。

当时间来到了 1976 年,全厂已经有两千多工人。谁也不会知道,两年后邓小平宣布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他们的和企业一样,都将迎来命运棋盘的改变。

卖一个赔一个的果子面包

1979 年 6 月,18 岁的李奇接到回城通知信时,正在通州农村的日头下割麦子。在申报的四个工作志愿里,他最想去首钢当一名翻砂工,理由很简单:重体力劳动岗,工资 33 块,比其他单位高一大截。结果他没有被录取,来到义利食品厂的面包车间。

和许多五十岁以上的国企职工一样,他记得自己最初十年间的工资变化,那是一条不慌不忙的上升曲线:79 年 18 块,81 年 20 多,86 年 40 多,89 年 60 多。

改革最初是何时从厂里开始的,没人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大部分人凭感觉相信,1984 年算得上一个重要节点。

1984 年 4 月,”义利“在西单南口的西绒线胡同开了一家西式快餐店。门口摆着”空调开放“的大牌子,走进去轻音乐扑面而来。洗完手,水池旁有一个热风机,不到 1 分钟就把手烘干。取餐处,食品都放在一个托盘里,方便又新鲜。除了汉堡包和火腿三明治,厨师还从香港学了咖喱牛肉,服务员是车间里选出的最年轻漂亮的女工。

就在那一年,工厂第一次迎来了美国人,但随之而来的改变,全厂上下无人预料。

生产饼干的国际大厂纳贝斯克主动找过来,希望成立合资企业。义利占股 51%,对方占 49%,企业名称叫“义利 - 纳贝斯克”,义利放在前面。

对时年 34 岁,任义利食品厂劳资科(现人力资源部)的胡会中来说,起初只觉得饼干车间搬走了,厂里少了一波人。但合资后,动物饼干、苏打饼干款式全部取消,改成纳贝斯克的款式。从那之后,北京天津的顾客只知道“乐之”、“富丽”,不知道是义利生产的,义利的名气逐渐被取代。

很多年后她才明白,外国人看重的是义利的市场,“人家按经济规律做生意,咱们那时候对市场一窍不通,只知道国家派多少料,咱就生产多少。”

义利面包旧时的生产工艺。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翻拍

但在当时,吃惯了国家拨款的“义利”没有意识到变化。厂里觉得贷款也是国家给钱,不花白不花,从国外引进了 11 条生产线。“可市场丢了,创造再多也没有用。”

糖、油、面这些生产原料也从之前的国家配给变成自行采购,原料价格上涨,商品定价却由物价局统一管理。果子面包 4 毛 2 一个,由于不能涨价,90 年代初停产了,“再继续生产,卖一个就赔一个”

1992 年《北京晚报》的一篇发章让胡会中感叹不已,标题是《义利面包哪里去了》。“要不是消费者想着你呼唤你,估计这面包早没了。” 之后不久,果子面包恢复售卖。

“多好的厂子,没了”

1996 年至 1997 年的下岗大潮,风雨飘摇的义利未能幸免。

当时工人和设备逐一离开,只剩空空的厂房。

车间里,昔日的忙碌有序也不复存在。老职工印象最深的不是义利的产品,而是一块 5 毛 6 一升的燕京扎啤,“成天待在宿舍楼里,一边喝啤啤,一边打扑克”。有人上班签个到就走了,上外面干私活儿,“不垮行么?”

胡会中倒是忙个不停,忙着安排职工下岗分流。有人骂她”干缺德事儿“、“光想着赶我们走”,每个职工见到她,都能讲出家里家外一箩筐的难处。

她只能把厂里的情况如实相告,“厂子还不上贷款,工资开不出来,要说破产,那也就一句话的事儿了”。

1995 年,刚实行缴纳住房公积金不久。一到 15 号开支的日子,会计就去找销售催款筹钱,职工 100 元的工资,“凑够 90 块钱发下去那就算不错,扣的 10%,企业应交的 10%,都交不上。”

糖果车间成了下岗大户。前几年,胡会中路过虎坊桥公交站,看见一个她经手的下岗老工人摇着小旗正维持秩序,“冬天也戴着大墨镜,怕别人认出来”。

她的心里五味杂陈。刚来厂时,她在酥糖车间帮工。五层高的糖果楼四面砌着苏式红砖墙,到处飘着香甜。80%的芝麻酱和 20%的花生酱配成“二八酱”,外面涂上一层硬壳,黄色包装纸包成大虾的模样,做成“黄虾酥”。

刚熬出的糖稀 200 度左右,倒在装有循环水的巨大钢案板上晾着。温度适中后,小伙子把它们叠成一厘米厚一尺见方的糖块。夏天,胡会中最喜欢摸那个“水台子”,滑滑的、凉凉的。有时馋了,看见糖块儿打下来的渣子,她偷偷掰一点尝尝。

如今,厂区仅剩的一幢老楼,因 90 年代卖给印刷一厂而得以保存。老周记得,老职工离开时,很多人哭了,念念不忘墙上的水泥,磨得像镜子,“多好的厂子,没了。”

北冰洋的复兴

李奇在广义街工作了 16 年,他最熟悉的是面包车间和一种看不见的生物——酵母。

1988 年,他来到“产品开发部”,研发面包生产技术。练就了看一眼面团就知道原料配比准不准,面粉打的时间够不够,发酵的程度合不合适的绝活儿。但五年时间不到,由于没有市场,“开发部”名存实亡。

1995 年,厂里正响应“退二进三”的改革政策——退出二环,搬进三环;退出二产(生产制造业),迈进三产(服务业)。5 月份,他在南二环外一个 300 平米的厂房落下脚跟。和他一起被“甩出去”的承包厂,当年有十来个。

这里原本是一个大型生产线停产后存放设备的地方,每年交十五万租金的场地费。厂领导给了他 50 万启动资金,让他开发新产品推向市场,“能把租金赚回来就行”。

于是,金穗面包厂从这里诞生。十几个人,自负盈亏,李奇经历了一次百分之百的创业。

走出醒发室,他蹬上三轮车,把新研发的面包送进街头巷尾的小卖部,

之后几年,自选超市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李奇看中了北三环的超市发,在那里开拓了第一家现场烘焙的“店中店”。超市里,老年人看见海报走进来,拎起两个打折的牛角面包;年轻人闻着香味儿走进来,捧走一盒刚出炉的奶油泡芙。

五年下来,金穗给义利的固定资产增值将近一千万。

2018 年 5 月 8 日,大兴区,北京义利面包食品有限公司,面包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忙碌。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那时的母公司义利食品厂,除了挂在名下的四五千名退休职工,已所剩无几。所有员工都知道的一件事就是,“面包厂救了义利,置之死地而后生。”

2001 年,金穗面包厂和其他面包厂合并,更名义利面包厂。2011 年,李奇出任“义利”总经理,同时接手了兄弟企业“北冰洋”。

接手后,他琢磨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北冰洋复出。

90 年代中后期,国际品牌“百事可乐”在政策鼓励下收购了这家公司,曾在北京市场占据有统治地位的北冰洋冷饮,品牌被雪藏。2007 年,北冰洋收回了品牌商标,但承诺“四年内不能生产碳酸饮料”。

十几年过去,便利店的饮料柜里,塑料瓶和易拉罐早已塞得满满当当,玻璃瓶的包装逐渐被遗忘。大量涌进京城的”北漂“喝着可乐雪碧长大,不认识苗条的瓶身上的“雪山白熊”。

股东会上,李奇跟领导说,”赌一把玻璃瓶儿吧,老百姓找的是回忆。”

他声音洪亮,显得底气十足,但心里也并无十足把握。起初,厂里上了一条小规模的生产线,每小时生产 18000 瓶,没想到一售而空。

浅黄色皇冠形金属盖一打开,冰凉的瓶口冒起白烟,人们尝出了原汁原味的“小时候”。

大叔想起了踢完野球,掀开盖着棉被的箱子,抓起奶油双棒塞进嘴里的那一刻,小棍儿上留下自己黑黑的手印。阿姨想起了自己攒过的糖纸,五颜六色的还夹在琼瑶小说泛黄的书页里。

如今,义利和北冰洋已有 1400 多员工,一年的工资总额达到 2 个亿。

来日方长

下午 6 点,大兴厂区里,工人陆续走出车间,跳上班车回家。

北冰洋车间还没下班,清洗工倒掉玻璃瓶里喝剩的残渣,掏出烟头、冰棍棍儿、餐巾纸,再码放到流水线上清洗。热空气堆积在屋顶,散发出有机物高温分解时的呛人气味。

“玻璃瓶清洗回收成本很高,洗不干净有很大的风险。大企业都捡省事的事儿去做,只有难事儿是我们生存的空间。”此时的李奇已十分清楚,义利早已不是当年的“大企业”。

2018 年 5 月 8 日,大兴区,北冰洋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对回收上来的玻璃瓶进行清洗。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他在厂区辟出几百平米绿地,人工湖上竖起北冰洋汽水的雕塑。兔子窝在湖边的笼子里,啃起了掰碎的切片面包。20 岁的美院学生正往绿色油漆桶上刷彩绘,来这里做布景兼职之前,他从没听说过“义利”。

李奇坦言,年轻人和外地人不知道义利,一听国产面包都觉得老派,企业也尝试着改变。

2018 年 5 月 18 日,北冰洋义利园区北 2 门。两位前去北冰洋义利旗舰店购物的老人,从北 2 门口走过。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 摄

义利的自营门店里,黑黑的“网红脏包”摆在最靠近收银台的位置,努力吸引年轻人的眼球。中关村的创业大街上,北冰洋赞助了一家互联网企业组织的员工相亲大会。

李奇觉得,情怀和品牌是敲门砖,能做久了还是靠品质。“我的父亲是钳工,我也是靠手艺一步步走过来。每个人进厂学手艺都有师傅,师傅教他一些方法,他学会后在这里立业成家。几代人都做这样的事,就是瑞士的钟表匠。”

他觉得义利要走的路,来日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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