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据德国国家科学院（German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官方网站显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NIBS）资深研究员、科研副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邵峰新当选为 2019 年度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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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2 月，时年 43 岁的邵峰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也是中国最年轻的院士，也是现有 1600 多名院士中最年轻的一位。在院士平均年龄 73 岁的中国科学院，邵峰作为为数不多的“70 后”院士，他是如何一步一个脚印成长起来的？

江苏籍学术明星，璀臻国际学界

1972 年，邵峰生于淮安、扬州、盐城交界之处的一个小镇，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邵峰在小时候一直由外婆、外公抚养，与老人的相处让他非常自在，这种天然的联系也深植邵峰内心，即使工作再忙，过年也要抽出三天时间回老家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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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邵峰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研究和琢磨问题，展现出过人理工科的天赋，常常考年级第一。数学老师创办的兴趣小组，很大程度上拓展了他的学术眼光和兴趣，为未来的研究打下牢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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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一生的决定发生在高考那年，高考前邵峰的父母希望他填报上海交通大学，但是邵峰却认为，上海交大是一个稳妥的选择，但以自己的能力完全有机会考进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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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不定主意之际，邵峰去请教了自己的数学老师，老师告诉他：你有 51%的希望考上北大。至今，邵峰忘不了抉择时的激动与紧张。最后一刻，性格中的冒险因子跳出来，打败所有求稳的理由。为了这多出的 1%机会，邵峰拼尽全力，如愿以偿考上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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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但是家庭的清苦却成为摆在邵峰面前的难题。为了让邵峰顺利完成学业，家人给了他最大的支持，学费是家里亲戚你一家我一家凑出来的。有一年放假回家，外公从几百块的退休金中拿出一部分放在他手里，那份感动至今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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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年，邵峰进入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应用化学专业学习。大学毕业时，他就从自身性格特点出发，树立了从事教学和科研的规划。基于“人对生命活动的本质和对健康的追求是永恒的，但我们对此却知之甚少”的“简单想法”，原本从事化学研究的他毅然决定转向生物学领域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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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后，邵峰选择去中科院生物物理所学习研究生物物理和蛋白质结构，在密西根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又转向了生物化学和细胞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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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达到目标，他曾放弃了在生物物理所继续研究一年即可拿到博士学位的机会，在密西根大学也曾放弃可让他顺利拿到博士学位的机会，而选择了一个不确定能否毕业但研究方向更符合目标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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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选择和放弃都是基于对事物本质属性的判断，简单又纯粹。由于“急于求成”“担心失败”，他也曾做出错误选择。例如，在选择博士后实验室时，他做了大量调研，各方面反复权衡，但最终还是选错了，差一点毁了学术前途。“究其原因，就是我担心失败，不再把科学研究内容作为选择的最重要依据，而完全受安全感和功利心所驱使。”

回国后当选两院最年轻院士

2005 年夏天，作为生物医学领域的科研人才，已经在美国哈佛大学完成博士后研究的邵峰带着家人与整整两大箱的行李，飞回北京，在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担任课题组长和博士生导师，成为这块“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的首批研究员。和那些在海外功成名就之后才回国的前辈相比，邵峰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只有 32 岁。俯仰之间，他站到了中国科学界的最高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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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峰的生活近乎刻板：上午 8 点到实验室，吃过午饭后继续工作，晚上 8 点离开研究所；回家后陪孩子玩一会儿，等他 10 点睡了再写点东西，12 点左右睡觉。一周基本上 6 天是这么过的。工作之外，他唯一的事情就是礼拜天带小孩出去玩一下；如果不陪孩子玩，他会整整一周都泡在实验室里。这基本就是他生活的全部，有时候下午会到楼下跑跑步、打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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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验室里，邵峰并非“甩手掌柜”，而是和学生一起做研究，帮助他们设计实验，解决遇到的问题，分析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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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每周一会用一整天开学术分享会。十七八个学生分成两组讨论，每个人都要把实验数据拿出来给大家看，谈谈自己做了什么，有什么新发现，或者碰到有什么问题。然后大家一起讨论，各自发表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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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的前几年，他继续研究病原细菌的毒力作用机制，并取得了多项突破性进展，先后在《科学》上发表 2 篇文章，迅速在国际学术界得到认可和确立了很高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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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7 年开始，在细菌入侵研究“顺风顺水”之时，邵峰做出重大决定，转战人体的“反侵略战争”——免疫系统抵御细菌的分子机制。从一个驾轻就熟的领地转到另一个完全陌生的战场，挑战和风险之大可以想见。邵峰的想法是：天然免疫研究更有助于解决现实的医学临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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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邵峰所领导的团队已在病原菌宿主相互作用领域占据国际前沿位置。在发一篇《自然》子刊就有机会荣升“院士”的热潮中，邵峰的成就显得弥足珍贵。团队已发表学术论文近 100 篇，总引用>10,000 次，2005 年回国后以通讯作者在 Nature、Science 和 Cell 三大期刊发表研究论文 14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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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多年来的科学发现，邵峰也收获来自国内外各种奖项和无数荣誉：先后荣获霍华德·休斯研究所青年科学家奖、吴阶平—保罗·杨森医学药学奖、周光召杰出青年基础科学奖和国家杰出青年基金。2013 年，他作为首位大陆本土科学家荣获国际蛋白质学会颁发的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2015 年，他作为第六位中国科学家，当选欧洲分子生物学组织（EMBO）外籍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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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两院院士增选结果公布，时年 43 岁的研究员邵峰成为最年轻的“新科院士”，也是现有 1600 多名院士中最年轻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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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峰说，作为年龄最小的院士，他觉得自己有义务为年轻科研人员做个榜样，把荣誉看淡些。“我希望更多同行明白，科学的天很高，踏实做学问就好，其它一切只是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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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前辈科学家相比，‘70 后’科研人员接受了良好的科研训练，也拥有比较丰富的研究资源，不应该只满足于拿个奖、评个优，而要力争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成为领跑者，引领领域和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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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科学院院士、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的科研副所长评价他：无论以哪种标准，邵峰都是一颗学术明星。他发表的科研文章，在其科研领域内极少有人与之媲美……邵峰实验室已经成为国际顶尖实验室，每一个成果都站在学界最前沿。

做学问无异于一场苦行

追求总是与冒险并存，冒险是邵峰这么多年来秉持的做事原则。邵峰说：“如果当初选择留在美国，我能想到 20 年后自己是什么样：在大学谋一个教职，带领小团队，取得一定成果，却很难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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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 14 年来，邵峰得到了充分的学术研究的自由，拥有绝对的人权和财权，自己定课题，有充足的经费保证，5 年一次的考核更是给予他宽松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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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无异于一场苦行，熟悉邵峰的人都知道，他一周 6 天泡在实验室，几乎占据了他 90%的时间。有人认为，邵峰高产更重要的原因，除了聪明，是他对科研的激情和投入，下的功夫是一般人比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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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看来，邵峰的工作既枯燥又乏味，但他自己并不觉得累，因为辛苦和累有本质区别。辛苦而不觉得累，原因何在？他的答案是：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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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峰非常感激自己的博士生导师，他从来不会问这个研究有什么实用价值，只要感兴趣的都可以做。从导师那里邵峰领悟到，做研究的动力就是兴趣，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功利心太强，把研究当成一种手段，很难有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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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中国对天文的观察比西方人早得多，而且记录也很详细，但却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天文学。“因为中国古代的天文观察是为了占卜，纯粹的功利驱使，从来不去分析现象背后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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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峰认为，做科学研究跟人的个性多少有些关系，突破性的研究成果需要科学家要能耐得住寂寞，还要有独立的思想，不随波逐流。他甚至直言不讳，创造力和个性的空间往往是此消彼长。在领域内，做学术研究的人，大多数不善于八面玲珑；相反做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或者领导者，往往在处理许多事情上可能会因顾全大局和种种需要而妥协，去平衡多方利益；而做学问，坚持己见，坚持客观，才能深入其中，取得前所未有的科学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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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发文章，邵峰看得很淡。其实激动人心的时候只有两个：一个是自己的想法得到实验证实，另一个是实验结果超出所有人的意料。在他看来，除了学术交流，发文章更多的是一种职业需求，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学生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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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鼎鼎大名的邵峰实验室每年只招 1-2 名学生，控制数量是为了保证质量。招了学生就要对他们负责，这是邵峰一直秉承的原则。除了扎实的知识基础、灵活的研究思路，邵峰更看重学生面对“实验失败”常态的抗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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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邵峰看来，虽然这几年国内的生物研究进展很快，但能持续领先，真正称得上国际主流实验室的还非常少。“我们或许有很好的论文和成果，但绝大多数是零散的、补遗性的个别亮点工作；能够自成一体、自创一派的还不多，更谈不上引领学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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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样总结 20 多年的学术生涯：“坚持最初的判断和事业选择，坚持做最优秀和最有影响力的研究，坚持向疾病相关基础医学研究方向不断拓展，坚持不投机、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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