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思佳(日本东京大学四川美术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所讲师、访问学者)；冯雷(华北理工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日本东京大学JSPS研究员)。)
每年7月17日，由日本中青年组成的藤泽消防队演奏《志愿者进行曲》，纪念在这里溺水身亡的中国作曲家聂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词曲作者。1935年7月17日，聂耳在古芬海岸附近的水域游泳时去世，享年23岁。1954年，中日尚未建立外交关系，藤泽市民为聂耳建了一座纪念碑。经过几次风暴，它被重建了。不仅如此，现在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早上，许多中日友好的人聚在一起清理纪念广场。80多年过去了，聂耳已经成为中日友好交流的重要一环。
聂耳曾短暂居住在历史悠久的云南会馆。这张照片是冯雷提供的。
聂耳以音乐为职业。自1931年进入上海以来，他的主要活动一直集中在上海。在此期间，他短暂地北上北京。回到上海后，他选择去日本旅行。北上和东进的选择和经历是考察聂耳生活和思想轨迹的两种引人注目的方式，因为聂耳两次离开上海是基于对周围环境的考虑和对理想和出路的追求。孔子云:“志在道，依德，依仁，行于艺术”。聂耳的思考和追求与野心、道和娱乐密切相关。聂耳认为，野心和娱乐与救赎和启蒙辩证统一。因此，这个在北平和东京的“双城记”看起来更像是他短暂生命中不可忽视的两次“游行”。
决心北上北京
走北京地铁2号线到宣武门，在西南出口下高速，沿着宣武门外的主要街道向南行驶。右边不远。它过去被称为达赖子乔胡同。1965年，它被改造成大智桥胡同。第一个进入小巷并向南拐的丁字路口是校园的头版。与大智桥胡同的整齐清洁相比，校园的头版稍逊一筹。露西的7号院离小巷入口不远，房子的入口看起来很普通。与数据照片中宏伟宽阔明亮的入口相比，实在是相形见绌，尤其是入口处的两个石鼓和门扣上的“云南会馆”牌匾早已不见踪影。1932年11月5日，聂耳在日记中写道:“北平！今天到此为止吧！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做一次。”这在挥之不去的感觉中显而易见。第二天下午，聂耳离开云南会馆三个月，回到上海。
聂耳在北京的经历和他以前在上海的生活是分不开的。根据聂耳的《北平日记》，他于1932年8月10日到达北平，仅十天就搬回上海。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个想法变得越来越难以忍受。无论如何，他几次下定决心要在9月16日回到上海。为此，他还去正阳门站咨询台询问出发时间、票价、行李等情况。那为什么它会在北平持续下去，为什么它会在一开始就来到北平？
聂耳离开上海，最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他用笔名“黑天使”写了一篇批评李金辉的文章，李金辉也是老师和朋友。聂耳化名被发现后，离开了李金辉领导的岳明歌剧团，寻找另一条出路。有些人认为这种描述实际上是德高望重者的掩盖，掩盖了聂耳想在《香蕉叶上写诗》等戏剧中扮演角色的愿望，于是他转向写作发泄自己的愤怒。这种说法很普遍，但是聂耳显然太心胸狭窄和自私了。此外，聂耳的思想成长和转变并不被视为一条完整的链条。自然，聂耳的许多看似冲动的选择没有得到理解。简而言之，聂耳的《上海日记》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爱情烦恼、日常钢琴练习、对剧团的批评和自我鼓励。后三者关系更密切。聂耳在日记中很少放弃自己。他经常显得充满自信，认为自己可以做很多工作，包括在电影中扮演一些角色。事实上，聂耳有电影经验。另一方面，他经常教导自己，“不要忘记自己的发展。”然而，聂耳显然对岳明歌剧院不满意。1931年春天，聂耳第一次见到田汉时，对李金辉的“某些不健康、不苟言笑的倾向”表示不满。在过去的一年里，他在日记中多次写道，他只是“帮助他们工作”、“完成这两年”和“走另一条路”。1932年3月聂耳想出了去北平考“艺术学院”的主意。
聂耳对“岳明社会”的不满有管理和待遇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艺术方面的原因。聂耳十几岁时参加了“学生军”。到达上海后，他经常以自己是“革命的新青年”和“革命者”而自豪。他经常想到“如何创作革命音乐”和“如何激发和激起劳苦大众的感情”。当时他的朋友中有进步的知识分子，如于立群、何绿婷、艾思奇、郁达夫和田汉，而李金辉则受到所谓“颓废音乐”的批评。因此，聂耳一方面希望发挥作用，因为他渴望进步，另一方面，写了一篇文章批评它。这并不矛盾，事实上，这一切都是基于意识形态的线索。当时，聂耳不时与身边的一些密友交换文章甚至日记。聂耳开始写作时并没有头脑发热，而是看到他的好朋友严敬在《电影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当时激起了我发表的欲望，想给他一个连续的意见”。由此可见，聂耳进入戏剧俱乐部，写文章，去北京，就像他成长道路上的一系列连续站，这不是一个临时的想法。这样，聂耳进入北京的意图似乎可以得到更明确的界定:追求意识形态的进步，寻求艺术的进步，寻求个人未来的发展。
2019年7月17日，冯雷提供了在日本藤泽市聂耳纪念广场举行的聂耳纪念仪式的照片。
犹豫、挫折、崛起:北平革命的临近
聂耳搬进云南会馆的那天，和他在北平的朋友们取得了联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聂耳在李金辉到达北平的第三天，拜访了他的四弟李进书。经过长时间的交谈，李进书还建议聂耳去欧洲。后来，回到上海后的第二天，聂耳在卜万苍的家中遇到了李金辉的七弟黎锦光的妻子，对此他进行了批评。日记上写道:“七嫂似乎比以前更活泼，对我有好感。”这表明聂耳与李金辉及其周围亲友的关系已经破裂并疏远。
中山公园、大栅栏、东安市场、什刹海、北海公园、北京动物园、双清别墅、香山宾馆、卧佛寺、碧云寺、清华校园、燕园...像今天的游客一样，聂耳首先参观了这些标志性景点。但毕竟，他不是来旅游的，而是带着一个目标来的。从日记来看，聂耳一方面也希望在正规的大学系统中学习，在到达北京20天后，他的日记显示了他的朋友申请学校的内容。然而，另一方面，他在上海形成的自我激励和自我批评也刺激他担心校园生活过于悠闲和“软化”。很难在两种心理之间做出决定。一旦下定决心回到上海也是这种犹豫和焦虑的体现。读聂耳的日记经常让我想起丁玲的《沙飞夫人的日记》。事实上，聂耳的日记也是一部更贴近现实生活的“自我叙事传记”。聂耳在20世纪30年代与丁玲和沙飞在20世纪20年代合二为一。这可能使人们更容易理解聂耳的易怒、犹豫、焦虑和希望，更容易在伟大和年轻之间恰当地想象聂耳。
北平是一座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经过“文学革命”的洗礼和“革命文学”的筛选，北平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了一个成熟的“京派”文人圈。他们追求醇厚宁静的艺术，批评庸俗的品味和商业竞标，尤其是后者，并与聂耳和谐相处。在朋友们的建议下，聂耳参加了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的入学考试，但被冠以孙山的名字。北平艺术学院前身是北京美术学院，成立于1918年，此后发生了变化。1928年改为北平大学艺术学院，1949年废止。该校原址位于西单京畿道，似乎已经消失。在公布名单之前，聂耳找到了住在东交民巷的白俄罗斯小提琴教师托诺夫(Tonov)，并和他一起学习，以提高他的钢琴技能，这种情况断断续续地持续到10月中旬，由于不可持续的学费而被迫终止。这些都是聂耳留在北平的原因，还有聂耳在日记中没有说太多，不便多说的其他原因。
1928年，聂耳在昆明秘密加入共青团。到达上海后，他更加注重革命文艺，一搬进云南会馆，聂耳就引起了便衣特务马匡国的注意。之后，聂耳在日记中用“马三哥”代替了他。值得一提的是，聂耳搬进来之前，云南会馆是云南党组织建立过程中最早的基地。五四时期，云南青年建立了“大同社会”。1922年以后，大同协会的大多数成员渗透到北京，在云南会馆组织了“新云南协会”。此后，新云南学会的一些成员秘密入党，回到云南建立党组织。今天，这一历史也在校园头版小巷的简介中被提及。
当然，聂耳也受到地下党组织的监视，特别是“北京左戏剧家联盟”。上海还向北京戏剧家联合会的负责人发送了一封关于聂耳的介绍信。聂耳在京剧联合会的吸收和指导下，积极参与了许多进步的文艺活动。失去名单后，聂耳在北平的主要活动是为京剧联合会的机关《京剧新闻》撰稿，并参加戏剧演出，特别是作为建立“北京左翼音乐家联盟”的主要负责人。尤其是在朋友的影响下，聂耳的创作欲望再次变得躁动不安。他计划根据自己的“从云南到广州和湖泊的真实生活”写一部长篇小说，并在日记中勾勒出来。他还将自己与诗人柯钟平相提并论，说:“谈到云南柯钟平的创作精神，我觉得我可以创作出与他相似的作品。我有足够的材料。”遗憾的是，天堂羡慕人才，聂耳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文学批评甚至文学创作领域开辟一个世界。
虽然北行只持续了三个月，但对聂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凭直觉，聂耳离开北平后的日记比以前少得多。1933年，它经常连续几天缺席。聂耳在1934年和1935年去日本之前，每人只记得三天。另一方面，聂耳开创了音乐创作和写作的明显高峰，特别是在音乐创作方面。将来聂耳熟悉的歌曲如《采矿歌》、《卖报歌》、《毕业歌》、《梅娘歌》、《金蛇狂舞》都是他离开北平后写的。显然聂耳更致力于艺术创作。他甚至认为“写信比写日记更重要”。
更隐藏和内在的是聂耳的思想变得更加成熟。1932年11月7日离开北平后，赵明义和田汉于1933年初被介绍。夏衍宣誓聂耳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左盟”的领导下，更加深入地参与文艺工作。这可能是聂耳转变背后的内在驱动力。如果说现代上海为聂耳提供了最辉煌的舞台，那么平实的北平所给予的“挫折教育”帮助聂耳揭开了生活舞台上隐藏着许多未知和可能性的神秘帷幕。
《义勇军进行曲》的影子剧本最初发表在1935年6月1日第二期《电通》画报上。这幅画是由冯雷提供的。
东进日本:在周恩来就读的学校
聂耳因为躲避追捕而匆匆去了日本，但实际上去日本一直是聂耳的梦想。聂耳在云南学习时选修了日语。聂耳也梦想去日本，当他的前途渺茫的时候，因为北平没有通过这个名单，但他放弃了，因为他没有钱。除了个人原因，去日本也与晚清以来的许多社会因素有关。最重要的是1894-1895年中日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刺激。在全国范围内，保持不变不是一个长期计划。当然，清政府也有很多担忧，担心过多吸收西学会影响自身政治制度的安全。与欧美相比，“属于同一块大陆上最相似的政治制度和人民”的日本成为最合适的目标，并制定了一系列出国留学政策。张之洞在《劝学》中说，“西文书籍很多，西文不重要，东方人删节并相应修改”，“日本翻译了各种重要的西文书籍，我从东方走上了节省效率和速度的道路”。梁启超还认为学习日语更容易，因为日语的声音更少，没有锐边和锐边，语法更宽泛，与中国和中国人生活在16和17世纪时的名字和物体相同。此外，在日本留学也很实用。除此之外，我们不能忽视日本官员和士绅在中国的热情恳求，但隐藏在“维护东亚经济的伟大政策”包装下的是文化殖民的邪恶之心。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虽然“我读西方书籍，我受东方文化的影响”，但在日本学习的学生人数仍然很大，每年最多8000人，1935年聂耳来到日本时，人数达到6500人左右的小高峰。日本还为中国学生设立了许多学校，如成城学校、弘文学校、真武学校和聂耳的“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这些学校培养了大量未来的名人。
与他第一次去北平相比，聂耳在到达东京的第二天去“东亚”上了两个小时的日语课。事实上，当我看到聂耳在“东亚”辅导日语时，我不禁暗暗在心里画了一个感叹号，因为小红1936年到达东京后也在这所学校上课。略高于半岁的小红不得不称聂耳为“长者”。结果，这所东亚学校自然成了必须参观的地方。
经过调查，东亚学校被地震摧毁，其原址已改为“全爱公园”(All Love Park)。它位于东京神田区神保镇二丁木。离东京大学不远。导航显示步行不到20分钟。东京的街道比北京的窄得多，尤其是导航系统规划的最佳步行路线。街道甚至更窄。更难找到我们祖先和外国同胞的足迹。经过几个波折，爱情公园终于亮出来了。这个公园实际上很小，有一个喷泉，两个花坛和几棵树。花坛里放着一块写字板和一张卡片。“周恩来在这里学习”明显刻在石碑的顶部。下端表明这是“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的遗物”。旁边的标牌简要介绍了“中日两国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总理”，他曾在东亚学校用日语和汉语授课。题词是“千代田区日中友好协会”。原来周恩来、聂耳和小红都在这里学习。我突然想到这种难以形容的感觉可能包含着“抵制遗忘”的意思。
除东亚学校外，聂耳还参观了“日比谷会馆”、“东宝剧场”、“九段军事会馆”、“新宿一号剧场”等地，观看了许多戏剧表演。这些地方相距不远，我也一个接一个地寻找过。有些人仍然站在街上，有些人已经被摧毁，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被遗忘。
1934年夏天，聂耳(左)和田汉在上海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冯雷提供的。
抵制遗忘:纪念外国
当聂耳被提到时，恐怕最直接的想法是“志愿者的行军”。鲜为人知的是，《志愿者进行曲》是聂耳在东京修订并定稿的。当时，由地下党领导的“电通电影公司”正计划制作一部由田汉创作的新电影《凤凰涅槃》。然而，田汉刚在写故事梗概和主题曲歌词时被捕。夏衍继续将这个故事的梗概写成电影文学的剧本，并将其改名为“风与云的孩子”。即将避难的聂耳在得知消息后，主动请缨创作主题曲。他在上海完成了初稿，抵达东京后进行了处理，并将其送回中国。田汉后来听到这首曲子，称赞聂耳的作品“明亮清晰，善于处理别人难以控制的词语。在这首抒情诗中，“当中华民族处于最危险的时期，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被认为是很难控制的，他自然而有效地处理它除了作曲之外，聂耳还结合音乐旋律对田汉的原创作品进行了一些调整，尤其是在“我们大家团结一致”加强了一步步上升的势头之前，三音剧本的“崛起”。
然后，在历史的氧化下，一些细节逐渐消失了。包括田汉本人在内的许多文章都引用了孙士毅的回忆，并说“志愿者进行曲”的歌词是写在一张包着香烟的锡箔衬纸上的。20世纪80年代初，夏衍纠正说田汉的“监狱”只写在衬纸上。田汉错了。田汉的剧本大纲”写在十多页的老式十行红色方格纸上。主题曲《志愿者的行军》写在手稿的最后一页。它在孙士毅同志的桌子上放了一个星期，所以最后一页浸满了茶，有些字读不清楚。”如果说这种错误与动荡的社会环境和有关各方的记忆偏见有关是合理的，那么其他一些明显的错误确实令人费解。关于聂耳和他的同胞密友廖伯民的照片，有很多数据是关于聂耳和田汉的照片，这是错误的。事实上，田汉留下了很多照片，而田汉和廖在外表上有明显的不同。一点点认可不会犯任何错误。我很幸运在东京遇见了田汉的后代。经过询问，确认照片中的聂辽不是田汉。
从日记中可以看出聂耳自从来到日本后就非常珍惜时间，日记中经常会出现几个日语单词。聂耳制定了四个“三月计划”。当他到达日本两个多月的时候，他高兴地告诉他的朋友们，他的第一个“三月计划”(March Plan)侧重于学习日语，“只用了两个月就完全实现了”。在东京，聂耳对音乐、戏剧和电影进行了许多深入的调查和总结。从聂耳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聂耳在坚持左翼革命文艺立场的同时，也在孜孜不倦地了解外国同行的技术创新和发展趋势。这符合他在国内的思想发展。如果不是完美的一年，这次海外之旅将会成为聂耳艺术上新的酝酿期和潜伏期，按照最初的计划，聂耳计划一年后去苏联和欧洲。然而，到达日本仅仅三个月后，聂耳由于一次事故成为日本的永久游客。
老实说，我第一次看到“不回来的客人”这个词是在藤泽聂耳纪念广场的碑文上。1950年，日本马克思主义者福本和夫从英文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看到一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聂耳的报道。他要求藤泽市议员亚山翻译“志愿者进行曲”的报告和歌词。聂耳和他在藤泽市的活动在当地传播开来。同年11月，“聂耳纪念夜”在藤泽市举行，“志愿者进行曲”在聂耳去世的地方演奏。1952年，福本和夫发起建立聂耳纪念碑。这座纪念碑于1954年竣工。从1896年清政府挑选第一批13名学生留在日本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过去40年至少有95000名海外游客。然而，只有少数日本人制作了它们的雕像，聂耳就是其中之一。然而，在1958年，“稻川”台风期间，这座纪念碑被巨浪冲走了。藤泽市民在1963年建立了聂耳纪念保护协会来重建纪念碑。这座纪念碑最初位于隐帝河口，可用面积很窄。1965年，新纪念碑在现在的位置竣工。经过改建和扩建，形成了聂耳纪念广场的形状和规模。
广场靠着香磨湾。不远处是江之岛的著名景点。许多人在海边冲浪嬉戏。广场周围的海滩上也有许多人烧烤和打篮球。乌鸦和老鹰在天空自由飞翔空。周围的气氛非常轻松舒适。目前，广场上有六处不同来源的碑文，其中一处是1986年时任藤泽市长叶善军题写的“聂耳纪念碑的由来”。也许没有多少人知道叶山君的母亲是叶山童，她在那个时候翻译了《义勇军进行曲》。聂耳纪念碑更有意义，因为它代代相传，不仅连接了中国和日本，也连接了日本友好的人民。
在纪念广场的中央矗立着一座外形奇特的祭坛，仔细一看，祭坛的平面呈“耳朵”状。在学习艺术的过程中，人们发现聂耳有一只特殊的耳朵，能听、能记、能玩，所以他们给他起了个绰号“耳朵”。当时，“聂”是用繁体中文写的，“聂耳”是四个“耳朵”的组合。随着时间的推移，“聂耳”这个名字已经盖过了他的真名和旧名，成为他最具象征意义的象征。“耳朵”这个词的形状不仅是为了聂耳本人，也是为了他的才华。同时，我想记住他深远的历史影响。这位作曲家生前从未听过“志愿者进行曲”的表演。现在每当提到聂耳和中国，这明亮、激昂、壮丽的旋律就会回荡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耳边和心中:
起来。不想当奴隶的人！
(2019年11月29日，第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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