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姚俊(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对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研究员)；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系统规划与设计‘一带一路’连通性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6周年。六年来，“一带一路”联合建设在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中稳步推进，成为国内外学术研究的热点。梳理总结六年来“一带一路”相关研究的成果和经验，探索“一带一路”共建热实践背后的理论内涵，将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共建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走向高质量发展。

丰硕成果:为建设“一带一路”提供理论支持

研究规模持续增长。“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和“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相继成立。他们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学术成就。通过对现状的深入分析、实践对策的探索和理论研究，有效促进了“一带一路”研究成果生产和流动价值链的不断延伸。截至2019年9月底，从中国知识资源目录(CNKI)“一带一路”检索到的关键词数量为56313个，“一带一路”检索到的关键词数量为45167个。根据主题文献，自2014年以来发表的文章数量逐渐增加，2015年呈现爆炸性增长，然后逐年稳步增加。从研究课题和领域来看，社会科学文献占90%以上，主要集中在经济、管理和国际关系领域。“一带一路”加快了与外国的学术交流。在“邀请”外国智库专家的同时，中国学者与国际同行交流的能力不断增强，相关研究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扩大。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例，对外交流与合作现已扩展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200多个外国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基金会和政府部门建立了交流。参与“一带一路”研究的主要国家和地区已从美国、日本、欧盟、俄罗斯和澳大利亚等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迅速扩大到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带一路”研究展示了文化自信和自觉行动，推动了中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进一步提升，成为中国参与国际事务、改善全球治理的重要智力支持。

研究内容稳步扩大。“一带一路”研究经历了从介绍到研究、从简单现象描述到数据分析的发展过程。提取了许多具有科学合理性的新表述和新观点。科研生产力和学术创新稳步提高，为把握“一带一路”基本情况奠定了坚实基础。从2013年到2014年，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看法仍然停留在古代丝绸之路的传统印象中。大部分相关研究集中在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方面、旅游景观、“一带一路”的历史联系、现状描述和意义解释。从2015年到2016年，各界人士逐渐加深了对“一带一路”时代内涵的理解互联互通、“能力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和“文明互学”已成为研究热点。“一带一路”作为一项集经济合作与发展、政治外交与安全、文明交流与相互学习于一体的国际倡议，其特征日益得到承认。2017年和2019年，中国成功举办了两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峰会论坛，取得了丰硕成果。相关研究进一步扩大，并开始侧重于与人类和平发展有关的重大问题，如"建设全球价值链"、"塑造新的经济全球化"、"提供国际公益"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国外学术界已经逐渐从中国发展对世界的战略影响的角度出发，把重点放在如何建设一个“一带一路”来实现可持续发展上。他们认为，建设一个“一带一路”正在积极应对世界问题，并为全球治理注入积极的能量。

研究结果继续显示。“一带一路”研究具有日益增强的自主意识，逐渐确立了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学术意识，并在建设“一带一路”的实践中不断运用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发挥指导作用。结合世界发展格局的新调整和新时期中国的新变化，学术界对“一带一路”时代的特征、发展进程、行动规律、影响因素、总体趋势等进行了深入研究。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继续深入思考顶层设计机制、争端解决机制、合作成本分担机制、密切相关的全球贸易投资格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新型南南合作等问题。形成了一批既有理论支撑又反映不同领域特点的研究成果，为研究判断“一带一路”建设趋势、推动相关政策实施、化解建设风险和挑战、凝聚国际社会共识、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发展经验已经成为“一带一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表明“一带一路”研究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参考。

短板依然存在:理论供给和实际需求不匹配

尽管对“一带一路”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面临挑战。总的来说，“一带一路”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发展，具有话语影响力的思想成果较少，系统研究成果较少。“一带一路”实践的主导力量亟待加强，理论创新的广度和深度有了很大提高空。为了进一步研究和解决共建“一带一路”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炼规律性因素，升华到理论层面，形成系统理论，进一步推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具有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的“一带一路”研究体系建设，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如何平衡政治建议和科学研究之间的关系。目前，一些研究仍是“大而全”，而“国情”或现象表明存在同质化、碎片化、低水平重复等弊端。研究成果缺乏学者的独特见解，缺乏针对性、前瞻性和特色。应用对策研究很多，但基本成果很少。针对“一带一路”未来发展趋势的前瞻性成果很少。理论供给与实际需求之间的不匹配最终会影响成果应用的有效性。相应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观点和方法来指导研究的能力不足，有些研究方法不够创新，整体视野仍然停留在旧的研究路径上，没有提出全面、综合的理论范式，需要加强研究意识和运用大数据等新工具的能力。

如何平衡学科建设与乡村研究的关系。国家或区域研究的不平衡仍然突出。对大国的研究相对充足，而对非洲、中欧和东欧等国家的研究相对薄弱，难以适应新时期各国的发展需求。例如，中非合作不断加强，人文交流方兴未艾。然而，中国缺乏对非文化的深入研究和能够提供政策支持的理论成果。目前，“一带一路”研究仍分散在许多学科中。其自身的专业属性仍不清楚，其学科定位需要明确。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缺乏沟通、交流和整合。它还没有形成独特的概念范畴、标准术语和内部逻辑。迫切需要加强和改进其知识体系的完整性、其理论框架的相互联系以及基于多学科联合研究的协同作用。

如何平衡中国话语与国际研究的关系。国外一些关于“一带一路”的研究具有突出的现实思维模式。他们大多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分析“一带一路”的成就和挑战，具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一些研究对建设“一带一路”以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有模糊认识。他们仍然需要发挥定向导航的作用，以促进准确对接和有效解决问题。中国“一带一路”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不够强，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也不够大。“理智不能说，言语不能传播”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发展趋势:促进“一带一路”研究的进一步理论系统化

为了解决共建过程中的问题和挑战，“一带一路”研究需要构建一个对现实问题具有解释力、对未来发展具有指导作用的理论框架，以实现基于研究内容多样化的精细深化、基于研究结构碎片化的整合、基于实践的理论化，以及应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理论能力和学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因此，在批判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应进一步强化问题意识，坚持目标导向，充分发挥理论指导作用，促进“一带一路”研究的进一步理论化和系统化。

在总体规划中，我们将坚持新时期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从中国根本利益与参与国共同利益相结合的战略高度出发，加强“一带一路”共建理论研究的科学规划和总体设计。我们将坚持高点定位，提高理论的指导性、预见性和有效性，增强“一带一路”研究的文化信心和理论意识。进一步整合“一带一路”研究机构，统筹协调“一带一路”研究工作，细化和总结“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核心理念、推进路径、发展势头和内在规律，深入研究“一带一路”与世界经济再平衡、新全球化、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建立和完善“一带一路”研究体系。着眼于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从实践发展到理论建设再到指导实践的螺旋式上升过程，在关注相关研究的现实关怀的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以大国模式体现全球视野，以前沿意识凸显时代特征，加强“一带一路”理论供给，为“一带一路”创新合作共建提供思路和方案。

在具体问题上，一是着眼于“一带一路”共建的长期性、全局性、基础性和根本性问题，注重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问题研究，注重法律的总结提炼、理论的总结推广，着力揭示“一带一路”共建发展导向、以人为本、创新导向、开放导向、共享导向、共赢导向和未来导向的深刻内涵。同时，要注意从“一带一路”实践中寻找新的经验和做法，为“一带一路”的理论研究和创新提供新的增长点。二是着眼于从理论上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深入研究和判断一个世纪前所未有的变化对全球治理体系的重大影响，关注与国际格局趋势相关的重大前沿热点问题，从国际视角挖掘能够引导或规范“一带一路”理论发展、提高研究质量的问题，推动“一带一路”研究走向深入和长远实施。三是立足中国经验和深入研究，关注有利于构建中国“一带一路”本土化理论的问题，努力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和研究范式，引入体现中国风格的研究成果。坚持用汉语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用国际语言传播“一带一路”和中国故事，探索构建中外融合的话语体系，加强对“一带一路”国际传播规律的研究。

加强区域和国家研究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此，"一带一路"研究应加强区域和国家视角，了解每个参与国的特殊性，尊重每个伙伴国的差异，以重大实际问题为指导，善于使用当地语言进行实地调查，从国际视角进行更多的比较分析，开展更多的跨境合作研究，努力在了解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语言的基础上实现跨领域整合和跨学科综合分析。 宗教、文学、外交等方面的相关国家和地区以及“一带一路”与其他区域合作机制的关系。 “一带一路”建设实践的长期性、发展过程的复杂性和涉及领域的广泛性，决定了区域和国家研究应始终着眼于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更多地研究历史与现状。处理好智库功能与学术研究的关系，加强学术研究型智库建设，加快中长期研究型学术成果智库转型。要处理好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不仅要对“一带一路”研究有一个宏观的整体认识，形成一个专门的知识体系，还要进行不同类别的国家、地区和次地区研究，深入把握参与国和地区面临的各种问题。

在研究方法上，要牢固树立问题意识，注重建立研究的理论范式、逻辑结构和总体框架，使研究有新的视野、新视角、新的分析框架和新的理论概括。根据“一带一路”建设涵盖传统、新兴、前沿、跨学科等广泛学科的特点，有必要加快建设多学科交叉融合、全方位、立体化的“一带一路”学术研究体系，重点明确其学科定位、学科内容、研究范式、核心范畴、理论工具、评价体系等。，努力形成概念清晰、理论深刻、逻辑自洽、体系完备的“一带一路”研究体系，促进内涵式发展。重视“一带一路”数据的建设和大数据研究方法的应用，重视文献和数据的积累，建立数据共享联盟，使数据收集更好地为研究服务。

在行动主体上，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情报先行，加强智库的支撑和引领作用。为此，应以增强理论供给为动力，着力从思想源头上提高“一带一路”智库学者的理论创新和战略规划能力，不断增强政治敏锐性和学术分析能力，树立积极为党和国家整体利益服务的研究意识。围绕国际社会关注的“一带一路”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和保留性研究，推动“一带一路”学术研究和理论创新走在时代前沿。加快“一带一路”学术界建设，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丝绸之路”国际智库网络、“一带一路”大学战略联盟等研究机构的作用。我们将广泛利用高端学术平台和合作机制，加大与国外智库的合作力度，开展一线调查研究和更有针对性、更准确的研究。加强知识生产专业化管理，创新科研组织方法和成果评价方法，培育具有明显特色和专长的“一带一路”研究智库。建议依托高校多学科、多语言、跨文化交流的优势，将“一带一路”专业纳入高校专业目录，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课程设置、教材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加大创新力度。

(2019年12月2日，第16版)

转载请注明：微图摘 » 从自觉行动到理论自信——六年来“一带一路”研究的回顾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