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年号之前古人是如何纪年的?

知乎日报 成湯咸 173℃ 评论

有年号之前古人是如何纪年的?

图片:tigerlily713 / CC0

在年号出来之前古人是如何纪年的?

成湯咸,北大有鱼,其名为咸。

这是个好问题,但困于材料太多,一直没时间整理。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董珊教授做了一个讲座,题为《战国纪年法的改革与年号的产生》。对汉代以前的纪年法,做了极全面的材料梳理和研究。

董珊教授是当今「古文字学」研究的大家,其研究范围包括商周甲骨文、商周金文、东周题铭、先秦两汉简帛及文献。不仅在古文字方面建树颇丰,还旁及先秦两汉的历史与考古,复旦陈剑先生所谓「罗(罗振玉)王(王国维)之学」者。

故本回答直接整理自董珊老师的讲稿(已授权)。讲座中所列材料极多,无法备举,只能各简择数例说明。讲座需要的背景知识及私货则于文中间厕之。

本回答【第〇节】对汉武帝的年号及文景二帝的纪年做一个概述,【第一节】、【第二节】与【第三节】详述汉朝以前的几种纪年方式,【第四节】讲一些私货,【第五节】则讨论汉朝年号产生的由来。


〇.汉朝年号

先说一个常见的误区。

1.第一个年号

翻开《现代汉语词典》附录的朝代列表,我们会看到从汉武帝即位始,中国便有了第一个年号——「建元」。

然则「建元」果为中国第一个年号?

汉武帝年号表

这意味着,汉武帝十几岁登基,就想好这一套纪年法了——有点不现实。其文献记载亦多龃龉,故赵翼《廿二世劄记》云:

是帝至元狩始建年號。從前之建元、元光等號,乃元狩後重制嘉號,追紀其歲年也。

赵翼认为「元狩」才是第一个年号,前面「建元」、「元光」等都是后来追记的。

北大辛德勇老师认为「太初」是武帝第一个年号,并于是年重订历法,前面年号皆为追记。复旦郭永秉老师指出,出土「雒阳武库钟」有铭「元封二年」,「上林乘舆铜铫」有铭「元封三年」者,故其论似不确,「元封」应更早。

而「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诸年号迄无文物,坊间所传「建元」、「元光」文物皆为伪器,或则断代错误,俱不足论[1]

故第一个年号似当为「元封」。前面「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五年号共历 30 年,按每年号 6 年均分,皆追记。

2.文景改元

但没有「年号」不意味着没有「改元」。

「改元」就是将之前的纪年序数抹消,重新从元年记起。汉文帝的改元,《史记》有详细的记载:

十七年,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壽」。於是天子始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史记·孝文本纪》

汉文帝在十七年得祥瑞,将此年改为「元年」,重新记数。于是后代史书记叙汉文帝的在位历年,就将改元前的时期称为「前元」,共 16 年;其后称「后元」,共 7 年。

同样,汉景帝也分为「前元」7 年,「中元」6 年,「后元」3 年三段。

《大明王朝》误将「后元」当作年号

但「改元」并不始自汉(见【第一节】之【1.a】),同样,「年号」制度也不可能在汉朝突然冒出来,我们需要观察汉朝前人们的纪年方式,并研究其中的演变。


一.序数纪年

1.王位序数纪年

用王的在位的第几年来纪年应该是最容易想到的纪年方式,其历史极其悠久。商周金文即有之,一直到战国都很普遍:

惟王十祀又五肜日。「小臣艅尊」 (商代晚期)
惟王六祀翌日。「六祀必其卣」(商代晚期)
惟王五祀。「何尊」(西周早期)
惟王二十又三祀。「大盂鼎」(西周早期)
惟王元年正月。 「师酉簋」(西周中期)
惟九年正月既死霸。 「九年卫鼎」(西周中期)
惟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颂簋」(西周晚期)
惟十有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虢季子白盘」(西周晚期)

其中早期的「祀」就是后世的「年」。材料太多就不备举了。

「王位纪年」中有一个问题——「改元」。对于同一君主来说就是「分段纪年」,对于新君即位就是「逾年改元」,下面分别做一个讨论。

a.分段纪年

君主改元,则其纪年序数便会分成几段,如汉文帝的「前元」、「后元」。我们现在所能见到最早的「分段纪年」,都发生在战国早期。是由于战国初期君主纷纷称王,导致各国重新纪年。

而其中秦国的材料是最清晰的

秦国出土铜器

这些铜器都在秦惠王时期,「相邦义」就是张仪。《史记》记载张仪于秦惠文君十年相秦,从铜器上也可以看到,「十三年」、「王元年」和「王四年」秦国的相邦都是张仪,而「王五年」到「王七年」已经更为严君疾。

所以「十三年」、「王元年」和「王四年」这三个纪年是连在一起的,这和《史记》中秦惠文君在十四年改元的记载相合:

十四年,更為元年。《秦本纪》
王元年相邦仪鼎

也就是说,秦惠文君于十四年称王,并将当年重定为「王元年」。

从铜器也能看到,改元前的「十三年」不冠以「王」字,而改元后的年份前,皆冠以「王」,称「王某年」,与未称王时的「某年」相区分。

这种区别只发生在秦惠文王时代,其后秦国诸王也只称「某年」,不称「王某年」,所以这里的「王某年」正是秦惠王改元的标志。

其他诸国:

魏惠王于三十六年称王,出土铜器有「王之一年戈」:

王之一年戈

韩国于宣惠王十一年称王,出土陶文有「十一年以来」,以示强调:

十一年以来 京

赵国称王最晚,当于赵惠文王即位当年称王,故无改元事。齐国、燕国、中山则资料缺乏。

而是否存在其他原因也会导致君主改元,由于目前材料太少,无法得到有效结论。

b.逾年改元

纪年一直有一个问题:

如果前任君主当年死了,新任君主即位,那么新任君主的「元年」到底是今年还是明年?

我们把「明年定为元年」的做法称为「逾年改元」。汉以后一直采用「逾年改元」,包括 1911 年武昌革命,而定「民国元年」为 1912 年,也是继承「逾年改元」的做法。

但古人到底是否采取「逾年改元」,我们是不知道的,这也给古人排年表造成相当的混乱——是一个大问题。

不过我们目前能知道的是,至少战国赵国已实行「逾年改元」。

赵武灵王二十七年,赵王传国于小儿子王子何,自己跑到北边胡服骑射刷副本。今出土青铜器有「王何立事戈」:

王何立事戈

「王何」即王子何,也就是后来但赵惠文王。「王何立事」是什么意思?

战国兵器铭文格式是很固定的,而「王何立事」四字,正出现在应该记年份的位置上。还有数件铭有「王立事」的兵器也一样,比如有两支赵国「春平侯铍」,其一铭「王立事,相邦春平侯……」,其一铭「二年,相邦春平侯……」,其对比十分明显。

所以「王立事」的确是一个表年份的概念。那么「王立事」表哪一年?是否表「王元年」?

我们注意到其他赵国兵器颇有铭「元年」者,如「元年相邦建信君铍」、「元年往亡命鈹」,所以「王立事」并非「元年」。可以推断,「王立事」指的正是旧王退位或死亡,到第二年(新王元年)的这一段时间。

所以「逾年改元」至少在战国赵国已成制度。但再早是怎么样的,我们也不知道了。( ̄? ̄)

2.执政官纪年

春秋齐国有一种神奇的纪年法——执政官纪年,这与罗马颇为相似。

齐国「国氏」一族地位甚高,是《左传》所谓「天子之守」者。我们现在有发现国佐任上卿时的器物「国佐甔」:

国佐甔

铭文开始即言「国佐立事岁」,即国佐管事的那一年。其余铭文还有「公孙灶立事岁」、「陈屎立事岁」等,都以执政官名字纪年。

不宁唯是,还有「某某再立事岁」、「某某三立事岁」的称法,即该执政官第二次执政、第三次执政的那一年。但目前未见三以上的数字,似乎齐国执政官任期最多三年,颇具共和之风。

也有一些铭文省去「立事岁」,如「郑阳陈得三」,当是陈得第三次执政之年。

3.地方序数纪年

以上都是国家层面的序数纪年,再来讨论地方。

一个国家并不一定从上到下都统一使用王位纪年,地方也可以用自己地方的封君年份纪年。比如韩国的「濩泽君戈」:

濩泽君戈

铭文云「濩泽君七年」,明言是地方封君濩泽君的纪年,而不用王纪年。

再有,珍秦斋藏秦国「王二十三年戈」,是秦昭王时器。其铭文云「王二十三年」,而前文已述自秦惠文王以下,纪年不再冠以「王」字,故可推断此处的「王」当为区分秦王纪年和地方纪年的标志,也可作秦国存在地方封君纪年的旁证。

于齐国则使用「地方执政官纪年」。

齐国地方执政官相当于县令,或更小的官僚。在其行政区内,则使用自己的纪年。比如这件陶片:

誾門外陳得,平陵縣稟豆,宿戟所爲。

「誾门外」是陈得的籍贯,「平陵县」则是陈得的辖区。后面的「稟豆」是器物的名字,「宿戟」是制造者的名字。

好,「序数纪年」到此大致讲完。

不过「序数纪年」也有一个巨大 bug,就是过了很多年后,鬼知道「惟王某年」到底是哪个王的某年,这也是现在对出土青铜器断代的特大困难之一。

让我想起一个笑话:一个农夫在每日新孵的鸡蛋上都写了日期,但过了不久他还是分不清是什么时候的——因为他每个鸡蛋上都写着「今天」。

而此时,楚国则流行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纪年法。


二.大事纪年

顾名思义,「大事纪年」就是用当时发生的大事记录这一年。

1.西周及文献中的「大事纪年」

「大事纪年」出现得非常早,西周铭文就常用这种方式。比如「厚趠方鼎」:

惟王來格于成周年。厚趠有覿于祭公。趠用作厥文考父辛寶尊齍。其子子孫永寶。

这件鼎用「周王到成周」这件事来描述这一年(惟王來格于成周年),而不用「王某年」。这样的例子非常多,举数例说明:

中方鼎:唯王令南宮伐反虎方之年。
小克鼎:王命膳夫克捨命于成周,遹正八師之年。
作冊绅卣:唯明保殷成周年。
麥方尊:唯天子休于麥辟侯之年鑄。
旅鼎:唯公太保來伐反夷年。

都用当年发生的大事来记叙这一年,这都可以称作「大事纪年」。但大多是随口一提,并非有一个专用于纪年的「大事系统」——后面会讲到楚国是有这么一个系统的。

「大事纪年」在传世文献中也多有例征:

《左传》襄公九年:公送晋侯。晋侯以公宴于河上,问公年,季武子对曰:「会于沙随之岁,寡君以生。」
《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会于夷仪之岁,齐人城郏。其五月,秦、晋为成。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齐人城郏之岁,其夏,齐乌余以廪丘奔晋,袭卫羊角,取之。

而「大事纪年」真正普遍成体系的使用,则要等到战国楚国。

2.楚国「大事纪年」:

著名的「鄂君启节」第一句便是:

大司馬昭陽敗晉師於襄陵之歲。「鄂君启节」
鄂君啓節

这还不是孤例,《包山楚简》中也出现了这句话:

大司馬卲昜敗晉師於襄陵之歲。《包山楚简》

一字不差。

所以这件事应是当时楚人对此年统一的称呼,并非某一二人心血来潮的做法。

其他散见于铜器与简文中者:

滕公卲者果適秦之歲。
秦容城侯適楚之歲。
郾客臧嘉問王於戚郢之歲。
齊客陳豫賀王之歲。
東周之客鄦致胙於戚郢之歲。
秦客公孫紻問王于戚郢之嵗。
齊客紳雘問王于戚郢之嵗。

这些都是用国家之间的聘问事件来称呼当年,比如「滕公卲者果適秦之歲」就是说「滕公卲者果到秦国的那一年」,「秦客公孫紻問王于戚郢之嵗」就是「秦国的公孙紻到楚国聘问楚王的那一年」。

所以诸如一些简称,比如「向壽之歲」、「郘豊之歲」自然也就清楚了,就是「秦国的向寿来楚国聘问的那一年」和「秦国的吕礼来楚国聘问的那年」。

「大事纪年」在楚国铜器和竹简中所见极多,种类亦丰富。除了上文多举的「聘问」以外,还有一些战争,比如前文「大司馬昭陽敗晉師於襄陵之歲」,还有「大莫敖陽為晉師戰于長城之歲 」;或是一些事件,如「越湧濩君贏將其眾以歸楚之嵗 」、「魯陽公以楚師後城鄭之歲」;也有以楚王行踪纪年,如「王復于藍郢之歲」、「王自肥还郢徙于鄩郢之歲」等等。

而楚国编钟铭文里经常没由来地铭一件事,也应看作是以此事纪年的简称,如:

秦王俾命競之定救秦戎 。
唯荊曆屈亦,晉人救戎於楚境 。

即是分别在「秦王俾命競之定救秦戎」、「晉人救戎於楚境」的那一年造的编钟。

3.楚国「大事纪年」性质

a.「大事纪年」出现原因

楚国的「大事纪年」材料,最早出现于战国早期楚惠王时代。董珊教授推测,这可能和楚昭王「改紀其政」的事件有关。

当年楚国被吴王阖闾五战入郢,楚君臣仓皇出逃,终于返国后战战兢兢,于是「改紀其政」:

四月己丑,吴大子終累敗楚舟師,穫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揚。令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乎遷郢于鄀,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左传·定 6》

「改紀其政」可能包含了「大事纪年」的使用。

b.「大事」唯一性

如前文所述,「大司馬昭陽敗晉師於襄陵之歲」在「鄂君启节」和《包山楚简》中都有出现;「秦客公孫紻問王于戚郢之嵗」也同时见于《天星觀簡》和《秦家嘴簡》。

所以「大事纪年」应是楚国成系统的一套纪年法,每年都有唯一的表述。而且以目前竹简所见,尚未有一例「王位序数纪年」,唯楚国青铜器中有两例「序数纪年」。李学勤先生根据材料推定的部分「大事纪年」年代如下[2]

c.「大事」的选择

前文多举以楚国与他国之间相互聘问,即「外交事件」为大事纪年的例子,这其实也是楚国大事纪年中最常见的选择。

因为诸侯聘问大抵发生于去年岁末或今年岁首,所以以聘问来作此年的大事,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其早期则多以楚王的行踪为纪年大事。


三.其他纪年

1.混搭纪年

既然有「序数纪年」,又有「大事纪年」,自然也可以两种混搭使用,比如:

十八年,齊率卿大夫眾來聘。「秦·商鞅方升」
唯王五年,鄭陽陳得再立事歲。「齊·陳璋圓壺」

但这种纪年法目前所见不多,只秦国 2 例,齐国 2 例,燕国 5 例,魏国 3 例。

2.太岁纪年

太岁纪年就是用这玩意纪年:

在楚国的「薳夫人鼎」中有见:

唯正月初吉,歲在涒灘,孟甲在奎之際,薳夫人囂擇其吉金,作鑄沐鼎,以和御湯,長賴其吉,永壽無疆,薳大尹贏乍之,後民勿忘。
薳夫人鼎

《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就是用太岁纪年,这也是后来的干支纪年的来源。

今所见太岁纪年材料亦不多。


四.扯一下淡

古人的纪年方式到此已经讲完了,现在来扯一下淡。

其实人们认识时间,永远脱离不了大事纪年。

比如问公元 208 年是哪年。谁知道这个数字代表着啥?但若是知道这是赤壁之战年份,那对这年在中国历史中的定位就清晰多了。至少知道这之前曹操破了荆州,之后刘备准备入川了;往大点来说,「五胡乱华」不远了——这不都还是大事吗?

或者近一点,2008 年是哪一年?「北京奥运」之年。那我大概就会围绕这事去想当时在干嘛,于是这年的经过,逐渐在我脑海里清晰了。但你要问我 2009 年是哪年,我还真回答不上来,不记得这年有什么事发生。不过你要问我 2013 年,我就很清楚, 因为这年我读本科,想到这,很多事情就浮现在眼前。

「北京奥运之年」其实就是国家层面的大事纪年,「我读本科之年」就相当于地方上的大事纪年。这不?「大事纪年」真好用。

而对于我来说,序数纪年就是,我 20 岁那年干嘛了?那我得想那年我读大几,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所以你单问我 20 岁我干嘛了,我还真一时答不上来。

总结一下,「大事纪年」对于当时人来说非常好用,因为「大事」很容易和自身产生联系,反而「序数纪年」很抽象。

但对于后代的历史学家,由于对当时事件没有切身感受,看当时「大事纪年」则非常混杂,很难算清某两年之间到底隔了几年,也容易在排年表是错乱,于是「序数纪年」变得好用。

所以不要觉得古人怎么发明出这么多纪年法,其实无非是为了实用,都是很自然的选择。网上不是有人呼今年为「疫情元年」吗?这妥妥的「大事纪年」+「序数纪年」啊!

谁谓古今殊?异代可同调。


五.汉朝年号

我们现在回过头,可以讨论汉朝年号的来源了。

1.「年号」出现原因

前文所述战国时地方封君的独立纪年,在汉朝依然存在。从出土的青铜器来看,汉代诸侯国是有独立纪年的,比如:

長沙王紀年:剌廟銅鼎一,容斗五升有蓋並重十四斤四兩。長沙元年造第一。
六安王紀年:陽泉使者舍熏爐一,有般及蓋,並重四斤一……五年,六安十三年

而中央集权逐渐加强,官府所辖的时空范围都远大于战国,统一的纪年成为必要——至少咱们说起某年时得有共识吧。

不然这么多诸侯国,每个纪年都不一样,交流的时候可想而知有多困难。到汉武帝即位,汉朝已历数十年。不唯追溯战国,就是对汉朝本身的纪年都可能出现混乱。

所以如何合理纪年,亟待解决。

2.「年号」的性质

我们看武帝第一个年号——「元封」。

这年汉武帝封禅于泰山,当然是「大事」。

再看前面追溯的诸年号:

建元:武帝即位。
元光:建元六年秋八月,星孛東方長竟天。
元朔:此年冬至日月合朔。
元狩:元狩五年獲一角獸。
元鼎:元鼎四年四月,獲寶鼎於汾上。

都是以某大事为标志,从这点来看,都是「大事纪年」。

而在这些「大事」后加上「某年」,用的又是「序数纪年」。

「年号」其实就是「序数纪年」和「大事纪年」的糅合产物。

3.总结

我们在上节已讲到,「大事纪年」对当时人来说是很容易记住的,而「序数纪年」则显抽象;对于后世人来说,「大事纪年」过于杂乱,「序数纪年」则容易理解。

「年号」纪年正是糅合「序数纪年」和「大事纪年」的产物。人为地在某皇帝的在位时间内,插入若干大事,分为若干小段,以避免高纪年的产生。既方便当时人记忆和使用,也使后人追溯这段历史时更为清晰。

因此董珊教授总结:年號的產生是官府管理为適應社會發展的產物。

当然,从更弘远的视角来看——比如两千多年后的今天,那汉武帝在位的那几十年,自然又显狭小,这些年号还是够麻烦的。

但这早就不是汉武帝应该操心的事啦。( ′▽`)


感谢董珊老师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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