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结论：不是，原因下文详述。

三星堆地名的来历

三星堆文化的得名来源于考古学，考古学为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普遍原则是“小地名原则”，即以首次发现的典型遗址所在的小地名（一般是村名）作为名称。因为大地名包含的地域面积比较大，往往一个县就可能会出现同时代的多个考古学遗址，所以使用大地名容易产生误解和歧义，所以三星堆文化就以三星堆的所在的村名命名了。三星堆所在的村子原来叫三星村，因为在村子周围分布着三个略显突兀的小土堆，排列宛若天上的三颗星星，在三个小土堆北面，是形状如一弯新月的月亮湾台地。站在高处俯瞰这里，三个小土堆和月亮湾台地恰好在一个视野之内，形成一个景观组合，被当时风雅的读书人称作“三星伴月”。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因为基本建设所需，村里想修建一座砖厂，烧砖需要大量的土壤，取土最方便的选址就是凸出于地表的高地土墩，于是那三个略显突兀的小土堆就成了原料用土的最好来源。不过在取土过程中出现了异常情况，施工工人们在小土堆中发现了大量陶器碎片，这就可以判断这三个土堆是古代人类生活留下的遗迹。等到文物部门排除万难赶来准备考古发掘的时候，三个土堆被破坏得只剩下半个了。后来经考古学家研究，三个土堆其实是古代城墙的残段，当时的城墙都是夯土而建，使用的土混入了很多生活垃圾，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的古城墙中，可以发现很多陶器的碎片。 现在我们再去三星堆，其实已经找不到“三星堆”了。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

最早发现三星堆文化遗物的人是燕道诚、燕青保父子，他们二人是广汉县的普通农户，1929 年在挖水渠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三星堆的一处玉器窖藏坑，于是就把所发现的玉器转移到家中藏好，放出了一些到当时的文物市场上去，引发了英国传教士董宜笃的主意。董宜笃搜集了一些玉器交给了当时的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1933 年馆长美国人葛维汉联系了中国学者林名均，对玉器窖藏坑附近进行了一次考古发掘，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没有发现三星堆的主体遗迹。而后抗战爆发葛维汉 回国，考古工作停止。

时间一直推移到 1986 年，等到三星堆附近砖厂取土发现陶片之后，考古工作才继续开展，同时砖厂也在附近继续取土。考古队发掘出 20 多出房屋遗址，坐实了三星堆遗迹是古人类活动的中心；而砖厂取土则无意中又发现了一个玉器集中埋藏地。考古工作者顺着这个玉器埋藏地发掘，发现了三星堆遗址中最重要的两个祭祀坑遗址，媒体上常见的青铜纵目面具、黄金面罩、黄金杖、其他青铜器、象牙等等，都出自于这个两个祭祀坑。然后，三星堆古城的轮廓在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下逐渐清晰。

1997 年，三星堆博物馆在遗址旁边建立起来，方面普通人来参观和感知三星堆文化的魅力。

三星堆文化的来源

三星堆文化是古蜀文明的早期形态，起止时间约从公元前 18 世纪初到公元前 12 世纪中。在三星堆文化之前，四川盆地成都平原存在的古人类创造了宝墩文化，时间范畴从大约公元前 2700 年到 1700 年。宝墩文化时代古人类已经开始建筑城墙兴建城市，还出现了礼仪性建筑。宝墩文化的古城遗址散布在成都平原上，其中宝墩古城面积约 60 万平方米、鱼凫城约 40 万平方米、郫县古城约 31 万平方米紫竹古城近 20 万平方米、芒城和下芒城各约 10 万平方米。非常重要的是，稻米种植在宝墩文化时期传入四川，四川大地开始进入稻米、小米的混作阶段，古人在排水情况好的旱地种植小米，在河流、湖泊边缘水源丰富的农田种植稻米。但是由于稻米种植严重依赖于灌溉，所以在水利技术并不发达的上古时期种植面积还是有限的，直到战国末期李冰修建了著名的都江堰，保障了稳定的水利灌溉之后，稻作在四川盆地才进一步流行开来。

宝墩文化是四川盆地最早的考古学文化，那么宝墩人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考古学家在四处探求时，在什邡市桂圆桥发现了一处人类活动的遗址，年代确定在公元前 3000 年左右， 通过出土遗物的研究，这处人类遗址很可能是茂县营盘山遗址（年代为公元前 4000 年—3500 年）的古人迁徙而来。这样我们就能构建出四川盆地早期的古人类来源路径，茂县营盘山→什邡桂圆桥→新津宝墩→广汉三星堆。

三星堆文化的去向

三星堆文化的末期，从遗迹遗物上看可能发生了突然的变革，两个埋藏坑内出土的青铜器可能是非正常情况下的应急措施，或者是敌对势力的损毁或者破坏，三星堆文化崩塌式的迅速滑落。与与此同时，十二桥遗址在今天的成都附近快速崛起，很可能，当时的成都平原发生了一次迅速的政治权利转移。三星堆的时代结束了，以十二桥遗址和金沙遗址为主要遗存的十二桥文化兴起了，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十二桥文化的起止时间大概是公元前 12 世纪中到于公元前 6 世纪。从考古出土的遗物来看，十二桥文化使用的器物和三星堆文化有相似性，可以说明十二桥文化继承了三星堆文化的部分内容和要素。一直到这里，我们可以梳理出这一历史阶段成都平原文化来源演变的示意图：

十二桥文化消逝之后，四川盆地兴起的是青羊宫文化，从公元前 5 世纪中延续到公元前 2 世纪中叶。这一阶段的节点事件是公元前 316 年，秦并巴蜀，四川盆地被直接纳入到中原王朝的政治版图之中。当然，文化相对政治有一定的惯性，富有古蜀特性的文化要素还一直保留了一段时间，知道汉帝国的建立汉武帝开发西南夷，古蜀文化的要素才大部分融入到之后历史之中。

不过，这次新发现的祭司坑也许能将三星堆遗址的下线时间再延伸一些，这样三星堆和金沙两个遗址的关系就要再研究了。

对三星堆文化的正确理解

三星堆是一个非常有地方特色的考古学文化，由于其中出土的一些祭祀用的青铜器和中原文化常用的青铜礼器不同，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就被只注重眼球的媒体炒作为“外星文明”。但是具体分析三星堆本身出土器物的整体，我们就可以发现，三星堆文化依然是中国上古时期“多元一体”格局下的区域性文化。

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器物中，即可以看到巴蜀地区本土文化如宝墩文化的影响（见于三星堆文化的早期），又可以看到长江中游及鄂西川东峡区的影响（小平底罐、鸟头柄勺、圈足盘、束颈瓶、长颈壶），还能看到中原文化的影响（陶器、封口盉、鬶、觚、高柄豆，铜牌饰、铜铃，玉戈、玉璋）。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三星堆人并非孤立，而是和相邻地区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文化交流，并不是孤独的居住在成都平原的“天外来客”。

这是三星堆博物馆网站展出的三星堆出土的玉牙璋。牙璋是上古时期东亚文化圈的典型共通器物。

这则是东亚地区牙璋分布图，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大家是使用的牙璋具体形态不同，但是大体一致，牙璋的使用也说明了上古时期文化共同体的分布形态，三星堆也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

此外，我参与的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有两集的内容恰好是三星堆的代表

青铜神树

和

青铜人像

也足以为参考。

综上所述，我们不能夸大三星堆文化的特异性，认为是非中国的文化，甚至是“外星人”；也不能否认三星堆文化的特殊性。随着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未来三星堆遗迹古蜀文化的源流会更加清晰，也许到那个时候才能杜绝一切谣言和神秘化的源头，还三星堆一个本来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