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又看过东方人玩棒球呢？中国投手之髙招，使奥克兰队已感情势不妙，球场观众大哗：中国 人打美国的“国球”，且使老美溃不成军，不可思议！全场终局，中国队大胜，幼童及华侨兴高彩烈。

——留美幼童温秉忠

一、

1881 年的旧金山，半个城市的华裔和侨民都聚集到了公园草坪上，早有人用白色石灰线画出了一片棒球场地，没过多久，奥克兰棒球队和一群中国面孔的棒球队员握着手跑步登场。奥克兰队当然有理由相信职业与业余之间的巨大鸿沟，但对 9 名参赛的中国选手来说，这场临时规划的棒球赛却有着更深远的意义：荣誉、乡情、别离，和被棒球激起的最简单的热爱。

没过多久，在观众们喜出望外的欢呼声中，奥克兰队的队员们开始怀疑自己的职业水准，他们惊叹于梁敦彦投球的迅猛凌厉，也被詹天佑的跑垒速度所折服，这简直不像是一群苦读政经工商等硬核专业的清朝学生，而是一群整天围着棒球打转的职业选手。最终，由留美幼童组成的“中华棒球队”——这支即将回国、临时凑成的全华班，大比分击败了主场作战的奥克兰队。

32 年后，已经成为交通总长的梁敦彦又与老队友打成配合，推举詹天佑为京张铁路总工程师。

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棒球运动早在一个半世纪前，就如星星之火一般，在大洋彼岸的棒球国度燃起了第一把火炬。

在 19 世纪 70 年代，被各路列强降维打击了 30 年后，清政府决定派出幼童留美，培养实业和外交人才。当这批平均年龄 12 岁、还留鞭子穿马褂的孩子摇摇晃晃地走下邮轮舷梯，踏上另一片土地，他们受到的冲击，不亚于一颗高速飞行的棒球迎面撞上挥来的球棒。这批从书斋里走出来的幼童迅速沉浸到新式知识、思想和文化中，除了学习专业知识之外，他们也积极参加各种体育活动：赛艇、橄榄球、滑冰、自行车......这些在国内闻所未闻的运动，远比百草园和三味书屋吸引人。而在这些种类繁多的运动项目中，留美幼童们尤其钟爱棒球。

可能是挥棒击球的打击感过于震撼，也可能是这种团队运动最适合他们组队玩耍，据一户曾经抚养过幼童的美国家庭回忆：“幼童们尤其喜欢棒球。我当时住在森孟纳街，孩子们到住的地方总要经过我住的房子，他们总是将球和球棒放在我家前厅。”

作为第一批留美幼童，年龄较长的梁敦彦率先组织起了“中华棒球队（也叫东方人棒球队）”，吸收各批留美学生参加，并担任球队投手。每到夏天，就率队游历美国各地，与不同学校的棒球队举行比赛，凭借胜多负少的战绩让各界惊叹，甚至成了小有名气的业余棒球强队。到第四批幼童登陆美国并逐渐成长之后，吴仰曾（后成为矿冶工程师）就成了队内的投球主力，在棒球场上，他是中华队的绝对主力，投出去的球几乎没有被击中的可能。

从 1872 到 1875 年，清政府一共派出了 4 批幼童，其中在棒球领域造诣最深、最有知名度的，当属清末外交家梁诚。在校期间，他是校队主力三垒手，并数次在校际联赛中力挽狂澜，成了校园棒球界的一颗新星。1881 年，梁诚在面对埃塞克特大学的比赛中一击制胜，直到 20 余年后，已经成为驻美公使的梁诚回到母校，依然有不少人记得他那场比赛的光辉事迹。

在母校 125 周年的演说现场，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向梁诚询问“当年贵校备受好评、声名远扬的棒球手是谁？”梁诚笑答：“就是我。”

白宫人员后来回忆道：“从那以后，总统和梁诚的关系亲密了十倍。”

20 世纪初，美国总统塔夫脱将棒球定为美国的国球，数年之后，梁诚就利用这颗小小的棒球，为当时中国的外交打开了一扇小小的天窗。据外交家顾维钧回忆：“梁诚是一名棒球运动员，还效力过安度华棒球队，中国学生和美国公众都对他很钦佩，对交涉事项，梁成向来做得一帆风顺，而白宫政员无不刮目相看。”

虽说弱国无外交，但梁成还是利用“棒球外交”的机会，从列强的虎口中夺回部分资源，并用这部分经费赞助了清华大学的建立。多年之后，梁诚如果看到清华校园里“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的口号，或许会微笑颔首。

在这批留美学生出国之前，中国本土的棒球运动仅限于美国侨民的自娱自乐，而在 1881 年后，留美幼童纷纷回国，在带回工业国的知识、文化、思想和习惯的同时，华人棒球队的成员们也把棒球带了回来。经历了 20 世纪初的风云变幻，留美、留日学生群体逐渐规模化，清华、燕京、复旦、南开等新式学府诞生发展，棒球这项运动，也开始成为中国校园体育的支柱。

到中华民国成立后，棒球还一度成为民国版全运会的正式项目。1934 年，贝比·鲁斯率领的美国职棒明星队在日本引燃全国热潮、激发出了日本职业棒球体系之后，又抵达上海进行表演赛，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在中国同样掀起了棒球运动的一波高潮。

但在当时，绝大部分中国人还挣扎在生死线上，棒球只是大城市学生和名流们的玩具，与其说是纯粹的体育运动，不如说是隐性的阶层门槛。到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大地上的党派、军队、思想开始日益明晰，在大家都忙着救亡图存、举刀挥枪的时候，棒球这颗小小的蒲公英，又飞向了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

二、

1952 年 8 月，当华北军区棒球队在“八一”体育运动大会上获得棒球冠军时，队长陈春兰揉了揉肿成萝卜的手指，不禁想起了被棒球打得鼻青脸肿的集训时光——他们用木棍削成球棒，用旧炮衣改制成手套、面罩、护膝，拿出军事训练和战斗的劲头，练习滑垒、挥棒、投球。起初战士们用线缠成球，后来又换成了猪皮包裹棉花的升级版。熬夜缝补棒球，也成了陈春兰的日常功课。

距离全军号召开展棒球运动过去了近三年，解放军利用手头有限的资源，在每个连队都成立了棒球队，每个团还召集优秀选手，组建团属棒球队，邀请棒球专家上课训练，在集训的同时，还派这支精英球队去各连队“传帮带”。1950 年秋，这支队伍参加了北京市举行的体育大会；1951 年，为了在军队内部推广棒球，他们又在全军篮排球大赛中打了一场表演赛。

棒球和人民解放军的羁绊远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早。红军能在延安窑洞里学习航母和飞机的构造，那对于打棒球这种新鲜事物自然也不排斥。他们不仅积极组织比赛，并将其作为“军事体育教育”的一环。而日本战俘的到来，又为八路军带来了更专业的技术指导，129 师还在报纸上刊登棒球教学文章，以此锻炼战士们的臂力、团队协作能力，尤其能提高投弹水平。

到解放战争时期，原 129 师师长刘伯承还在关于大别山作战的报告中写道：“我们今天摆的阵势就像打棒球一样，摆好几个垒。你来时，我就一闪，那边就多啃一口。他一闪，我就多啃一口。”可见从高层到基层，棒球文化已经深入人心，由此，解放军在 1949 年下半年发起”全军打棒球“的号召，也就水到渠成了。

当年的人民日报上写道：“棒球对锻炼体力、视力，培养正规军人勇敢进取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敏捷灵活的动作、迅速果决的判断力和配合协同等方面有特殊的作用，而且这是一种可以同时吸收几十个人参加的很有意义的集体游戏，可以活跃部队的文化生活。”

除了锻炼战士，棒球在当时还有一定的“统战”价值，新中国成立后，从美国和日本等地回国的知识分子络绎不绝。棒球也就成了团结归国人士和高知群体的绝佳选择，物理学家谢希德和自动控制学专家陆元九都是铁杆棒球迷，从日本归来的华侨，也成了新中国民间棒球的主力军。

但是这种势头戛然而止于 60 年代，棒球被视为美国文化入侵的代表，支持棒球的将领们在旋涡之中也不好逆势而动。于是从军队到地方，日渐火热的棒球运动又逐渐销声匿迹，就像夏日的一阵疾雨，连水渍都没留下。

不过时间就像熨斗，总会熨平一切褶皱，季节和时代同步轮转，没过多久，小小的棒球又成了体育外交的主角。

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和古巴是少数两个有棒球风气的国家，1959 年古巴革命成功后，两国就借助棒球这一媒介，短暂地展开了体育外交之旅，一度消失的棒球队重新在内地复苏，古巴也派出了棒球队伍来华访问。

但当时的古巴离美国和苏联都太近，随着古巴完全倒向苏联，棒球外交上垒失败，中国的棒球只能继续蛰伏。

三、

1977 年 9 月 3 日，东京读卖巨人队员王贞治打出了职业生涯第 756 支本垒打，超越 MLB 选手汉克·阿伦，成为世界上打出最多本垒打的职棒运动员。全场上万名观众欢呼着，共同见证了新世界记录的诞生。

48 小时后，日本首相福田纠夫就向王贞治颁发了“国民荣誉奖”，以表彰他对日本棒球的贡献。不久之后，汉克·阿伦本人也从美国本土发来贺电，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也写信祝贺：“棒球是我们两国人民所共享的爱好，也是将日本人与美国人连接在一起的众多方式之一。”

不过卡特总统显然还没搞清楚，虽然王贞治出生于东京、已经在日本生活了 37 年，但他始终没有加入日本国籍，而是维持了华侨身份（虽然王贞治当时连中国话都不会说），从法律层面来说，他的确不算是“日本人”。这一点给他带去了不少麻烦，王贞治不止一次地面对国籍相关的尖锐问题，在他执教期间，也一度因此而饱受争议。但国籍带来的不只是问题，也有他意料之外的转机。

在王贞治打破记录之后，东京华侨总会就向他发送贺电，其中写道：“我们确信（这一纪录）能更增进八亿中国人与一亿日本人之间的友好关系！”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也同步刊登了这一消息，《读卖新闻》驻北京记者写道：“虽然棒球运动在大陆并不普及，甚至一度消失，但王贞治的成就还是在中国国内引发了关注。”

事实上，就在王贞治破纪录之前，中国棒球考察团刚刚访问日本，还在《读卖新闻》的安排下，多次与王贞治沟通。70 年代正是中日破冰的关口，棒球作为中日两国的共同回忆，再次扮演了”小球推动大球“的角色。早在 1973 年，廖承志就率领代表团访日，并邀请王贞治的父亲王仕福赴宴。

同胞在异乡取得好成绩，总会在本国引发热潮，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地都不罕见。王贞治的世界纪录迎上中日破冰的大潮，让棒球成了中日文化沟通的主话题。短短数年间，日本派出了十余支棒球队访华。在王贞治破纪录之后，读卖巨人队还邀请北京棒球队到日本训练一周，并使之成为定期活动，王贞治本人也收到了无数中国人和侨胞的贺电与来信。

《读卖新闻》还延续了 1930 年代的敏锐度，王贞治原定于 1976 年到访中国台湾，作为嘉宾出席“中正棒球场”的落成典礼。但随着中日关系迅速升温，读卖巨人队管理层用书面形式拒绝了台湾方面的邀请，并给王贞治本人写信：“有关本次您将访问台湾一事，如您所知，近来在日本国内的球迷间引起了不必要的误会 ……希望您能明察事理，做出明智判断。”

中日关系正常化，和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让中国的棒球土壤重新萌芽，就在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的同一年，棒球运动就在北京等地复苏；1974 年，全国性棒球比赛重出江湖，第二年，棒球重回全运会；1978 年，就在北京棒球队前往东京训练的同一年，中国棒垒球协会正式成立。中国棒球正式有了官方背书，棒球也有了更多余裕，开始承载更为纯粹的运动热情，而不是单纯作为军事、统战和外交工具。

从棒球到乒乓，再到足篮球等各个体育项目，它们的发展变迁从来都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基本盘息息相关。一个国家的某个体育项目强大与否，其关键往往不在场上，而是在场外，在那些与体育无关的地方。将军决胜不止在战场，体育也同样如此。

另一方面，在危机面前，体育一般是最先被冷却的弃子；而当第一缕阳光洒向冰面，体育又往往成为破冰的急先锋。这是体育的脆弱之处，但也正是体育的顽强所在——你可以赋予它很多意义，并用这些意义来打压、操控、扶助、整顿它，但说到底，体育真正承载的，还是人们对运动发自本源的热爱，对超越自我的渴望，对高水平竞技的热衷。

就像黄山松的种子，落进石缝也能发芽生长，就像蒲公英的种子，不经意间就能飘向四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