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外：另类女人的历史》

海伦·凯勒曾经说过一句特别冷酷的话：“安全感多半是迷信罢了，它本不存在也不曾有人感知过。”这句话能够令所有一心想从稳定的恋爱关系或者婚姻关系中寻求安全感的女性感到毛骨悚然，虽然明知道郎心如铁，人心善变，但是自人类社会开始缔结“婚姻”这种契约关系开始，女人们之间就为了获得虚无缥缈的安全感而无休止的争斗。“婚外史”，或者更直白地称为“情妇史”、“小三史”正是这一延绵不绝的历史怪象的缩影。

对于情妇这一存在，我片面地同意黑格尔的名言：“存在即合理。”所有人类文明史上的毒瘤：纳妾、蓄奴、种族灭绝、种族隔离等等违反人性的现象之所以存在，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法律制度和民众意识的缺席或迟缓，而是人类的劣根性，也就是不考虑他人权益而只为维护自己权利的欲望在作祟。我们需要看到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东西方文明都在这些陋习上表现出了空前的默契——许多国家的法度甚至明文保障这些不合理事实的存在和延续。

一种肤色压迫另一种肤色、一种性别压迫另一种性别、一种民族压迫另一种民族……这些压迫与被压迫的历史都体现出了人性中自私卑劣的一面，不管它们起初是打着多么正义凛然无懈可击的旗号，压迫就是压迫，是社会关系发展不平衡的产物。而这也正是《婚外——另类女人的历史》一书作者伊丽莎白·阿伯特写作的初衷，在这本长达五百多页的大开本著作里，她分门别类地列举了历史上各个时期有代表的情妇实例，自然不是为了编写一本情妇轶事大全这么简单。

作为其人类关系三部曲之一，《婚外》是《婚姻史》和《独身史》的重要补充部分，婚姻、独身、情妇这三种女人命运的走向基本涵盖了女性史的方方面面，“我感兴趣的是，男人和他们情妇之间关系的结构和共同特征是什么，尤其是情妇生活是如何反映出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中婚姻的本质和男女关系的。”作者如是说。根据作者在书中使用的定义，情妇是“与通常娶了另一个女人的男人自愿或者被迫形成相对长期的性关系的女人。”妾也包含在内，也就是说，许多历史上闪闪发亮的名字：埃及女王克莱奥帕特拉、慈禧太后、玛丽莲·梦露、查尔斯王子再婚迎娶的卡米拉等等，都是情妇。

无论历史上有多少动人的关于情妇的传奇，情妇生活无法摆脱与人类最基本的机制——婚姻的联系，而且几乎自动地意味着有时是丈夫有时是妻子对婚姻的不忠。然而此种带有绝对的道德负罪感的关系，却一直未曾在两性关系中消亡，这说明不仅在个人生理和心理上还无法做到对伴侣的绝对忠诚之外，还具有强大的社会习俗的力量在作祟。

对男性来说，除了在情妇身上能够寻找到婚姻关系中已经消弭或者从来没存在过的爱情和激情以外，也是在医疗条件落后导致的新生儿低出生率和低存活率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后代繁衍而形成的陋习。表示妾的一个非常常见的词叫“mekake”，意思即为“借来的子宫。”这从侧面反映了情妇关系的实质，即用物质生活条件购买女性的身体及其生育权。很多情况下拥有情妇也是出于社会地位和宗法关系的考虑。例如中国古代纳妾数量的多少也是身份地位的一种象征，而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上流社会中夫妇俩各有情夫情妇则是一种约定俗成。

对女性来说，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向更强悍、更杰出、更有地位的异性寻求安全感是一种生存本能，尤其是在漫长的女性没有独立生存权的古代，除了依附于男性、与别的女人争夺更多的地位来保障生活以外，她们基本上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她们不得不相互间残酷地玩弄花招来赢得自己的地位，以至于每个人都不得不对她的对手使坏。外貌、性技巧、生育能力和心机都是她们安身立命的根本，和有一定家庭地位和财政权力的正室相比，她们被物化的更为严重。

在伊丽莎白·阿伯特看来，进入当代社会的女人们有了独立的自由，理应从情妇这种从属的关系中脱身，然而如今的情妇并没有比以往有明显的减少。现实生活中人们对情妇的态度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在三个人的关系中变成了两个女人的争斗而男性作壁上观坐收渔利。究其本质还是虚幻的安全感和同类之间的竞争心理在作祟。读毕掩卷，不由得感叹，如果这些聪明的女子们把争夺安全感的劲头放在自己创造安全感上，人类社会想必要比如今进步得多。

（刊于《文学报》）

转载请注明：微图摘 » 《婚外》：情妇史，一段争夺安全感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