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的时候去父亲的熟人家里玩，顺便跑到他家厂里逛了一圈，那里的环境与我平时所在的充满了来自体面中产阶级的学生的校园截然不同——并不是说这里的工作环境和工人待遇有多么糟糕，而是这里的工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气质。在这类工厂里是看不到、也不需要“自律”和“自我意识”这类东西，工人只需要作为流水线上的螺丝钉而存在。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也罢，但是当离开工厂后，我在车上和父亲的熟人谈及这个话题时，这位有着北大哲学系文凭的工厂主摇摇头，“有的人只能当这种螺丝钉，你不派人盯着他、不给他下命令、不往死里逼他，他就什么也干不了，整天只会像没头的苍蝇一样乱撞。说句不好听的话，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天生就是被别人管的命，教也教不好”。随后他开始就这个主题大谈了一番“就是因为这种愚民太多，民主在中国才搞不起来”，而我就胡乱地敷衍过去。

那天晚上，我突然回忆起在大一的时候，我曾经被学长拉着去了好几次校园里的马主义读书小组，也围观了某个以马主义为指导原则、致力于为工人谋福利之类的社团的几次活动。这类活动都是由学生自发组织，因而也少了很多当今中国大学里令人作呕的教条和虚伪。在这个小组里进行的绝大多数讨论虽然可能显得十分愚蠢或中二，却也是相当真诚的。

但是作为一个在大城市的贫民窟呆了八年、在极度贫困的农村中学参加过中考的人，这些讨论让我觉得十分可笑：这些出身中产的热血青年在展开讨论时，总是先做出“那些来自社会底层的人是和我们一样的”的结论，而在我这个曾经体验过相当长时间的底层生活的人看来，所谓的“底层人”和中产阶层在最根本的人性方面，都有着相当大的差别。在中产们看来几乎是骇人听闻的事情，对底层人而言很可能是理所应当、天经地义的。

比如说，在苏州火车站附近的那个贫民窟生活的时候，我见过好几个游手好闲、依靠妻子/女友/情妇（有时甚至是还未成年的女儿）出卖肉体维持生计的中年男子，见过为了一笔数额完全不大、靠借钱或者打一年工就能还、而且债主并未紧逼催债的欠款就拖着全家老小开煤气自尽的小贩，见过为了抢几十块钱就杀人灭口的社会青年。

比如说，初三的时候，母亲因为担心我在苏州的中考可能失利，便托人在外省某县的乡村中学帮我买了一个学籍，让我在苏州中考完之后再去那里中考一次。在那里，我见到了为了赶上进城打工的日子而逼迫生病的父母自尽的农民，见到了众多在干不动农活以后就自动搬到牛棚猪圈里安心等死的老人。我去的那所中学因为较高的升学率在当地风评很高，但是那里的学生大多有着“老师不命令我，我就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混沌头脑，有的学生甚至要老师扇上几巴掌以后才能意识到自己应该干什么（奇怪的是，从我和她的交流来看，该生智商完全正常），而那里最好的老师虽然曾经闹出过逼死和打残学生的事情，却仍然因严格的作风而颇受好评。

而在中产们看来，这些事情大多是不可想象的。在他们的世界里，有手有脚的大活人逼着自己的妻女出卖肉体是极度的可耻之举，因为一点小钱就自杀或杀人是极度缺乏理性的行为，因为赶着进程打工而逼死父母是大逆不道，在家庭有能力、有意愿供养的情况下执意求死的老人是不可想象的，十五六岁的小孩应该能听懂大人的命令，而如果自己的宝贝儿子宝贝女儿被老师逼死或者打残了，父母一定恨不得冲到老师家里拼命，而该老师会面临牢狱之灾而不是加薪升职。

但是这些事情在所谓的“底层”真真实实地发生过，现在也许仍然继续发生着，将来也许仍然会继续。

而这些事情在中产阶级看来完全是微不足道和一派胡言，《呼兰河传》里所描写的野蛮的农村生活在今日的中产们看来，只是精神病人的梦魇和呓语。那些真实发生着的恐怖和野蛮，离他们还太过遥远。

这个社会在断裂（或许这种断裂是以往就有的），而我尽管看到、并经历了这种断裂，却依然难以接受和承担这种断裂。初三那年父亲的事业东山再起，我也因此搬离了住了多年的贫民窟，住进了市区的房子，成为了这个城市中产阶层中的一员，但是这些只是表象。初三那年的暑假，在被这个城市最好的几所高中之一录取后，我花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打扮自己，学着像周围那些中产家庭的女孩们那样使用电脑和手机，学着如何优雅得体地在商场购物和在中高档餐厅里用餐，学着怎样像一个正常的中产女孩那样说话做事。进入高中后，我向身边的所有人隐瞒了我的过去，在那三年里，我完美地扮演了一个中产家庭女孩的角色。

但是那道裂痕终究无法被隐藏。六岁时我的世界崩塌，地壳开裂，让我得以窥见地表下灼热的岩浆，吸入刺鼻的浓烟，十四岁那年地壳闭合，我重新回到地表，学着让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地表居民，然而那些岩浆与浓烟的气息，我大概永远无法遗忘，即便闭上双眼，捂住口鼻。

地下和地表的生活对我而言都是绝对的真实，但是这两个世界所遵循的是迥然相异的规则。在这两套规则里，哪一套生活更真？而我只知道，在这两个世界里，我都找不到能够完全安放自己的位置，我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而我无意也无力让自己完整起来。

所以在和那位有着北大文凭的工厂主对话时，我一方面完全认同他那一套“底层那些人就是命贱，不逼着就不会干活”的道理，另一方面对这种道理感到恶心，觉得“你以为你能比那些人高尚多少？你以为你多读了几本书，就有资格自恃清高、把那些人当虫子看吗？”，进而产生自我厌憎。

对于一个试图伪造身份和过去、以便在地表社会佯装一个正常居民的人来说，这就是最大的惩罚吧：我的生命已然断裂，只有借着谎言和虚伪才能对此作一番无用的修补，然而依靠着这种修补而完全重建和改写了自己身份和人格的我再也无法看清自己的真面目。我记得高中三年和大学刚入学时的我一遍一遍向着陌生人提问，“你觉得我是什么样的人？你觉得我正常吗？”然而他们的回答根本无济于事，我生命的原则和我的人格早已坍塌，淹没在那种撕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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