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知道150319:李光耀塑造新加坡,谁塑造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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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李光耀曾对《纽约时报》说,人们应该等到一个人死后再去评判。他还引用了一个中国成语“盖棺定论”。但这显然难以做到。
尽管新加坡在国土面积上不过是一个“马来大海里的虾米”,但李光耀却开创了代表着另类民主的“新加坡模式”。直到今天,不管挂着怎样的头衔,李光耀在这个国家的影响力仍无远弗届。
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强人必然身处赞誉和争议的风眼。李光耀塑造了新加坡,又是什么塑造了李光耀?


●黄皮白心李光耀
回顾李光耀家族的历史一般从他的曾祖父李沐文开始。李沐文是客家人,诞生于广东省大埔县唐溪村,大约于19世纪60年代搭乘帆船来到新加坡。
1923年9月16日,李光耀出生于新加坡,是李家在新加坡土生土长的第三代。虽然家族成员是清一色的华人,但是己经完全本地化,是典型的英属马来亚华人家族。
李光耀的祖父李云龙和父亲李进坤都是在殖民政府开办的书院接受英文教育。受祖父的影响,尽管家道中落,李光耀自幼接受的仍是殖民地化英式教育。虽然在他不满6岁的时候,他的外祖母决心让他接受一些华文教育,便把他送到了华文学校。但李光耀对华文并不感兴趣,他在家跟父母讲英语,跟外祖父外祖母讲巴巴马来语(混杂华语词汇和语法的马来语),跟渔民子弟朋友讲马来语掺点福建话。华文派不上用场,学习便无疾而终,李光耀转入了直落古楼英校。


(李光耀与父亲)

12岁时,李光耀被保送进当地顶尖英校莱佛士学院。1939年,16岁的李光耀以优异成绩从莱佛士学院毕业,并通过了英国剑桥大学的入学考试。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炮火阻断了李光耀的求学路,到伦敦读法律只能推迟。随后他进入了莱佛士书院就读。
二战日本入侵新加坡再一次打断了李光耀的学习,但战后他立即重拾学业,远赴英国,先后就读伦敦经济学院、菲茨威廉学院和剑桥大学,接受正统的英式精英教育,并且在1949年获得剑桥法科唯一的特优奖。
从血统上看,李光耀是纯正华人;从教育上看,李光耀则是不折不扣的“香蕉人”,黄皮白心。在长达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强调或淡化华人色彩,是李光耀审时度势、交替使用的两大方略。从争取自治之初到新加坡独立,李光耀屡屡在华文和英语中摇摆。20世纪70年代初,李光耀在全新加坡强制以英语作为中小学第一教学语言,既有政治和国家安全上的考量,也与李光耀自身的教育背景有关。新加坡也一度凭借英语左右逢源,成为亚洲金融和航运中心之一。


●精英治国的理念很早就见端倪
李光耀一直主张“精英治国”。新加坡的政府官员往往都受过西方高等教育,领导人多出身资产阶级,并且大多是受过剑桥教育的大学生。
李光耀自小接受英式精英教育,对精英的亲近和信任很早就见端倪。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当年是竞争对抗的年代,也是建立永恒友谊的年代。进入莱佛士书院和莱佛士学院对我有利。后来,莱佛士书院最优秀的学生在政府部门和商业机构里表现良好,莱佛士学院的也一样。因此,50年代我开始当律师时,己经有许多朋友和熟人在新加坡和马来亚两地的政府部门和专业领域里担任要职。在新加坡和马来亚,哪怕你不认识一个人,只要出身背景相同,对方就很容易接受你;学校联系起着很好的作用,不论你是华人、印度人或是马来人。”


●对秩序的严苛追求受到家庭教育和日据时期的影响
所谓“新加坡模式”,一般指保持经济增长和实行严格的社会控制。李光耀对秩序有着严苛的追求。在他看来,民主政治的运作要以秩序、纪律为前提。
李光耀的父亲很注重纪律,从小对他管教甚严。他仰慕的祖父曾在轮船上当事务长,经常把自己的经历讲给她听。在李光耀看来。这些故事都说明在船上维持纪律是多么重要。比如说,不管热带的温度和湿度有多高,船长和其他高级船员以及担任事务长的祖父,用晚餐时都必须穿上衣纽紧扣的白色棉质斜纹外套,餐桌上整整齐齐地摆着盘碟、刀叉和餐巾。那些英籍高级船员给他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象是:讲求秩序、实力和效率。
1941年12月,日军入侵新加坡,接着便是3年零6个月的日据时期。这一时期李光耀对于服从和秩序的重要性又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当时我还没读到毛泽东的名言‘枪杆子里出政权’。但我知道,关于谁说了算,谁能使人民改变行为,甚至改变效忠对象的争论,是由日本枪炮、日本军刀和日本暴行解决的。我说过,他们首先要人们服从,这一点,他们做到了;接着,便是强迫人们作出调整,接受日本人会长期统治下去的前景,让子女通过接受教育,适应新制度以及新制度之下的语言、习惯和价值观,使自己变得有用。能找饭吃。”
对秩序的不懈追求最终经由李光耀的权威施加于整个新加坡社会。曾任职于BBC的新加坡媒体人李慧敏去年在中国出版了新著《成长在李光耀时代》,她在书中说:“我们已经被灌输得不太相信示威抗议的作用,也不会习惯以对抗方式表达情绪。‘理性’的我们,相信冲突只会造成破坏,不会相信示威能带来多少正面的结果。”


2000年,新加坡政府在芳林公园开辟了“演说者角落”,允许人们在那里进行受限制的自由演说。如果你想要演讲,必须事前向警方申请批准,并告知演讲内容。李慧敏说:“演说者角落开辟后乏人问津,平时只见稀稀落落几个游人在那里歇脚,而伫立在园里写着‘演说者角落’字样的牌子长时期被当成了一个笑话来看待。”


●战争让他理解权力与峻法的威力
李光耀通过法制维持新加坡的秩序和稳定。他在一次演讲中说:“严格的法律是社会秩序的先锋,有了良好旳法律,社会才能产生良好的秩序。”
新加坡以严刑峻法闻名。据不完全统计,新加坡建国至今共制定法律400多种。法律制定范围非常广泛,从政府权力、司法责任到民族宗教,从商业往来、交通规则到旅店管理,一直到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无所不包,以至口香糖不得在新加坡生产和销售也以法律形式加以规定。
李光耀笃信法制。在日据的三年多时间里,李光耀品尝生活艰辛的同时,第一次感受到权力和法律的威力。“日本军管政府的通知方式,是让你不寒而栗而不必借文明行为来伪装。严惩不贷使犯罪活动几乎绝迹……有人主张对待和惩罚罪犯应该从宽,认为刑罚减少不了犯罪,我从不相信这一套,这不符合我在战前、日治时期和战后的经验。”


新加坡独立后,在英国剑桥学法律且担任过执业律师的李光耀,开始原汁原味地推行英国在新加坡施行已久的普通法,并根据本国情况加以改进和完善。他主张严管重罚,严刑峻法几乎涵盖到生活的一切,“Singapore is a fine city”(新加坡是个罚款的城市)便由此而来。除此之外,新加坡还保留古代的鞭刑和绞刑。如对在建筑物上乱涂鸦者和外国人逾期不回国者,都可处以数月的监禁和鞭刑这样的重罚。这也招致了许多西方国家的批评。因为这些与西方人所奉行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格格不入。
而对于那些随便说话而触怒李光耀的媒体或者反对者,李光耀也毫不手软,祭出法律武器。新加坡的诽谤法律门槛很低,言说者很容易被诉。大名鼎鼎的彭博社、《经济学人》和《多伦多星报》及很多反对派政客等都曾因批评李氏父子的裙带风,或曝光李氏秘闻,被精通英美法律体系的李氏父子“修理”。这样的官司他打了20多场,每次都赢。
昨晚出现一个小小插曲,网上流传一个冒充新加坡总理公署网站文告的截图,称李光耀已经逝世。今天新加坡总理公署发表声明称已经就假网站文告事件报警。学者@傅蔚冈评论说:“到底是法治国家,总理公署居然还要报警!”


●生存压力让实用主义精神贯穿一生
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的二层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英文——“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白底黑字,十分醒目。
李光耀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政治家。在政治方面,他借鉴了西方民主政治模式的框架和法律体系,但又不为西方价值观所左右。他将自由市场与威权主义集合,既能在国际商业循环中得到合作红利,又能用“民主不能强加”之类的“亚洲价值观”呛声西方国家。对于中国,他的态度也是模糊多变,他在国际上力挺中国的言论常让中国人有“毕竟血浓于水”的感叹,但也不时曝出他夸张“中国威胁”,号召警惕中国的话语。


李光耀曾对邓小平说,他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心是社会主义的,脑是资本主义的,手是实用主义的。还在莱佛士书院就读时,李光耀就体现了“身段灵活”的实用主义精神。据李光耀的自传记载,日据时期,他曾和日本人合作,利用自己的中英文特长,受雇于日本占领当局的“报道课”。表面上是和占领军合作的“顺民”,暗地里却既通盟军,又大做倒卖木薯粉的黑市买卖。战后他继续接受英式精英教育,参加亲英组织,却早在1950年就加入马来亚反殖民团体“马来亚论坛”(这时他还在英国)。归国后他成为所谓啤酒精英”,开始尝试走底层路线,并在1952年著名的“邮差罢工事件”中以律师身份代表邮差与殖民当局谈判,从而实现了从“亲英精英”到“本土精英”的成功转型。为了维系和马来联邦的关系他苦心孤诣,但一旦发现矛盾不可调和,他又是最早用实际行动打破联姻幻想的人。


李光耀奉行实用主义,与他接受多种文化熏陶有很大关系。他从小就得到祖父的英文教育,又从母亲那里受到马来文化的影响,华人氛围又让他有机会熟悉儒家文化。后来他去英国留学,早期受到“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感召,这成为他追求新加坡独立的理念和宗旨;在英国近距离地观察议会民主制度、法治传统和公务员制度后,他又将其通通移植到新加坡。东西方不同制度、文化、价值观的冲撞让他得以摒弃意识形态的束缚,一切以实现新加坡利益最大化为最终考量


此外,新加坡在立国之初就必须面对强烈的生存压力——被马来西亚和印尼两个伊斯兰教大国包围其中,周边国家又都具有排华历史传统。所以保证国家安全为最核心目的的务实外交成为无奈而又必然的选择。不得不说,李光耀的铁腕统治和实用主义精神,为这个“鼻屎一样大”(台湾政客招致批评的评语)的国家赢得了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李光耀之后的新加坡
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正在离去,但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它曾经包含的一切都会随之消失。FT中文网评论:“李光耀的成就是真真切切的,也可以说是棱角分明的。就像一位校长一样,他打造了一种文化。”有人认为李光耀已经为新加坡建立了全套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后者只需在这个框架内行事即可。
但一切又在慢慢发生着变化。新领导人难以延续李光耀的铁腕作风,反对党渐渐强大,新加坡的年轻一代也不再满足于“物质利益”,有更多的政治诉求。新加坡可能面临着变局。
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亚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江雨认为:“新加坡的制度及其惯常状态,确实有赖于李光耀本人的存在来保证。没有了李光耀,其压迫性就会去掉,说不定会引起反弹。事实上,李光耀之后,无论是在执政党内部,还是在整个政治生态里,恐怕会出现群雄并起而难有共主的局面。这,将会是对新加坡政治制度的真正挑战。”
(本文资料来源:《李光耀回忆录:风雨独立路1923-1965》;凤凰周刊《李光耀的中国政治》,作者陶短房;李慧敏《成长在李光耀时代》;王江雨《世间若无李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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