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7月19日，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败亡。而在大洋彼岸，1865年4月9日，李将军将军宣布投降，南北战争画上句号。战争造成了惊人的损失：在中国，至少几千万人逝去，最富庶的江南地区满目疮痍，在美国，亦有二十分之一的人伤亡，大片耕地荒芜。
30年后，美国作为新兴大国，开始冲击英国为核心的世界体系，而中国却依然在积弱积贫中挣扎。
究竟是什么，决定了彼此不同的命运？
在很多人看来，这简直不能算是一个问题，因为答案如此明显：首先，当时美国已完成产业革命，而中国仍是传统的农业国家；其次，当时美国已有完善的银行体系，中小投资人融资更方便，中国商人却严重缺乏投资；第三，在技术储备上，美国遥遥领先，中国明显落后；第四，政府组织方式不同，从收税效率上看，当时美国政府比不上清政府；第五，中国传统文化不适应工业化，我们未能挣脱落后观念的束缚……
类似的答案还可以列出很多，但美国学者曾小萍却独辟蹊径，在她看来，这些不过是整体上的回应，无法解释具体问题，比如自贡。
自贡位于四川省南部，东汉时开始产井盐，宋代将这里蕴含丰富的天然气应用到食盐加工中，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到了明代，自流井盐区（属富顺县）与贡井盐区（属荣县）已名闻遐迩，以后这2个相邻5公里的产区合并，各取一个字，名为自贡。
清代时，依靠陕商资本，自贡迅速崛起。采盐是系统工程，它涉及土地租赁、卤水开采、卤水运送、成品加工、食盐销售等诸多方面，一口盐井钻探几年后方能“见功”，如资金链断裂，势必前功尽弃，而出卤后能否盈利，也还要靠老天保佑，毕竟有的井高产，有的井贫瘠。为防范风险，中国商人们设计出复杂的金融工具，既平衡了各方利益，又保证了持续投入，这与当年美国“石油传奇”中的投机家们颇为暗合。
曾小萍认为，“传统农业经济”的解释范式并不适合自贡，这里清代非农业人口即已超过50%，专业经理人制度高度成熟，绝大多数盐业大亨是白手起家，在竞争压力下，蒸汽机被迅速引进并投入到生产中，更重要的是，自贡的发展是内生的，而非外源性的。
尤为令人震惊的是，在清末，自贡完全自发地实现了产业升级：自贡初期靠吸卤炼盐，随着卤水井越来越少，人们找到了储量更丰富的岩盐资源。将水打入地下，充分溶解矿盐后再吸出来，自贡商人迅速完成了从发现，到实验，再到量产的全部环节，在不经意间，他们创造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采盐方式，将产能提升至现代企业的水准。
事实证明，只要存在市场空间，中国传统文化很容易适应工业化，哪怕是蝇头小利，也会有人投资。自贡初期靠黄牛汲卤水，由此形成完善的产业链，有专业的养牛商、牛皮加工商、饲料生产商，甚至还有牛粪收集商。
确实，清政府的税收在不断增加，但与盐商们获得的利润比，不算特别沉重，至少没到抑制发展的地步，虽然盐商们多靠家族投资起家，融资能力不足，但同时期美国中小商人也基本依赖家族投资，基本不去银行贷款。
总之，不论从哪个角度看，清末自贡的一只脚都已踏入近代社会，可为何它却未能最终走完？
南北战争后，美国政府开启了铁路建设的狂潮，这给沿线小商贩带来空前的商机，人们争先恐后，为弥补资金缺口，只好求助银行，从此产生依赖性。
可见，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市场扩容息息相关，当其增长乏力时，公权力果断投入，通过公共项目建设拉动了人们的消费需求。
相比之下，自贡却没有那么幸运，它在天朝的棋盘中属边缘地带，公共工程很少会被安排到这里，在产能接近现代企业的同时，自贡的对外交通仍接近原始社会，只能依靠人力和畜力，运输成本甚至比生产成本还高。幸好，有长江水运之利，使川盐东进成为可能。
太平天国曾给自贡带来过机会，战争造成江淮盐业残破，自贡企业迅猛发展，川盐几乎垄断两湖，然而，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后，几次向皇帝提出申请，要求驱逐川盐。曾国藩的目的是：力推淮盐，以利地方恢复。由于他位极人臣，他的奏折很快被通过。
川盐价低，质量更有保障，两湖百姓何肯去优取劣？但他们没有发言权，只能被动接受权力博弈的结果。而两湖地方官员也愿意选择川盐，因水运渠道单一，方便掌握，可以从中牟利。
三方争讼的结果是，川盐虽保住了部分的东进阵地，但失去了大片市场，正在蓬勃发展中的自贡遭到迎头痛击，中小企业纷纷倒闭。
这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个案。在传统中国，企业发展始终存在着无法突破的瓶颈，市场就那么大，企业做得越大，则市场波动的风险也越大，发展快即死得早，则谁还肯全力以赴？对于商业，清王朝始终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既不扶持，也少干预，富人不过是其收税和“打秋风”的对象，养肥了就挨宰，成为创业者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噩梦。
事实是，市场不会自动均衡，不会自动膨胀，市场需要良好的环境、充足的资本和健全的规则，而这一切，都有赖于政府的进取心与科学的宏观设计。在洋务运动中，清廷确实建出一大堆亏损的工厂，它们垄断了种种资源，却贡献甚微，如果以同样的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拓展市场规模，给民间企业更多的发展机会，则结果是否会有所不同？是否能因此避免后来的甲午之败呢？
曾国藩是中兴名臣、理学大家，不应怀疑他的个人操守，可整体规划不彰，连他也会囿于地方利益，成为现代化的绊脚石。相比之下，反而是那些收受贿赂的两湖地方官员们，成了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乏味的好人在“撤梯”，有趣的坏蛋在搬砖，这样吊诡的局面，实在值得反思。
因为，在传统政治的背景下，人民无法充分参政议政，各社会群体缺乏合格的代言人，导致公共利益空洞化。什么符合长远利益？什么是大家所需要的？只能依靠推理和假设。犯了错误，当事者也常常不知道，还以为自己正徜徉在真理之路上。正是由于公权力的低效率与颟顸，才给了腐败以机会，使其成为维系运转的润滑剂。
从历史上看，传统政治始终在低效率与高腐败之间震荡，康雍乾几次严打腐败，都带来行政效率降低的结果，最后只能又回到“宽严相济”的老路上去。腐败是危险的，但低效率同样危险，二者都会让一个国家走向失败。
毫无疑问，腐败绝不是改善低效率的手段，高效率也绝非腐败的借口，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治理的整体升级，能既防范腐败，又避免低效率，而这，就要在制度建设上做足文章。
当然，自贡之败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产权不明晰，干扰了家族企业的决策；军阀混战，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盲目借债，为企业破产埋下伏笔；严重通胀，提升了企业的融资成本，等等。
持续增长的市场是催生现代资本主义的产婆，可摆在自贡面前的，是一个忽大忽小、缺乏规律的市场，没有人爱惜它，也没有人维护并建设它，曾国藩之厄后，“抗战”曾一度给自贡以机遇，可战争胜利了，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立刻转向其他地方，自贡又成了被牺牲的局部。
良治，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兴亦由之，衰亦由之。虽然本书讲的是一个过去的故事，但我们却不能误认为，其中的一切都已过去。而要让曾经的苦难不再重来，最终取决于我们从历史中得到怎样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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