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榜爱与和平的反战游行、缠绕于泥浆中的赤裸躯体、由jimi hendrix烧掉的吉他、绵延数百公里的壮观塞车、迷幻狂欢后的遍地狼藉；摄氏38度高温炙烤、程度不断升级的性骚扰、层出不穷的相互伤害、乐队当台焚烧美国国旗、数起令音乐节变成战场的纵火事件、被无良商人拼命哄抬的食品价格、过度躁动以至成为暴徒的观众……1969与1999年的两场伍德斯托克，分别铭刻了反主流文化的崛起与终结，亦使“自由反叛”、“自由博爱”等颇具煽动性的字眼与自此“音乐节”三字紧紧捆绑。

纵使这般戏剧性的场景距离中国乐迷依旧遥远（当然我们有理由希望它们永远遥远），不过在曾一手打造过中国第一场盈利音乐节贺兰山音乐节的资深策划人黄燎原看来，尚处萌芽时期的中国音乐节仍然颇具风骨——至少于我们这个历来缺乏广场文化、民众却又压力重重的国度而言，音乐节提供了一个拥抱享乐主义、尽情释放自我的平台。同时他也并不讳言商业上的惨烈现实：如今90%的音乐节都处于赔钱状态，若想脱离理想主义的桎梏、达成商业的成功，从业者们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1999，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1999，伍德斯托克音乐节

可喜的是，已经有部分音乐节获得了不俗的反响。如沈黎晖的摩登天空与草莓音乐节，便极具影响力与吸金能力，颇受赞助商的青睐，不仅渐渐走出了北京上海、踏上了全国巡演之途，更摆脱了中国音乐节多在地产商与政府资助下“赔本赚吆喝”的尴尬局面。沈黎晖深谙品牌的力量，认为垂直经营才是发展之道。围绕着摩登、草莓这两大核心品牌，他又运营了“ZOO电子音乐节”、“长城探戈坞森林音乐节”、“张冠李戴音乐节”及“Intro电子音乐节”，可谓是大型小型两手抓两手硬。

年届不惑的沈黎晖心态与穿着俱年轻，他的成功秘诀，多少与“选对赞助商”脱不开干系：摩托罗拉、苹果、Levis、Diesel、麒麟饮料、匡威等目标年轻一代的大型品牌纷纷设立自己的展台，乃至搭建小舞台以供观众热舞，目的就是要与摩登天空青春靓丽且个性鲜明的形象挂钩。与习惯身着户外服装来“撒野三天”的外国观众不同，摩登天空的来客们会穿短裙与高跟鞋，其中所体现的逛街般的随性清新，倒也算是一种独特的中国模式。与摩登天空并立业界之巅的迷笛音乐节，其风格从罗永浩的“老罗英语”曾在此投放的一则创意广告上展露无遗——通篇只有大气省钱的黑底白字，大意为，“听英文歌，只听得懂Fxxk？”

当然，若想树立风格，严密的筹备是前提。长城探戈坞森林音乐节的组织之专业，至今仍令音乐人张玮玮印象深刻：“每位观众都获得了雨衣、每支乐队都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负责管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曾有过在演出即将开始时仍然被困场外的糟糕经历——因为工作人员忙得没空出来送通行证。另一个衡量音乐节专业程度的标准是音响——作为民谣舞台的常客，张玮玮总能感受到这一环节所遭受的忽视：“音响不好的话观众往往会觉得是乐队演得不好，但总有些主办方不明白木琴的调音其实比电琴更困难。还有的民谣舞台离主舞台太近，主舞台一开演，我这里的观众就什么都听不见了。”

他所致力于追求的“现场效果”，正是著名乐评人孙孟晋极为重视的。孙孟晋指出，有些主办方并未注意到音乐节的特质，为拉拢粉丝而选择与整体氛围不甚相符的偶像歌手，乃至用撤除现场乐队、采取播放伴奏带的形式来节省成本，显然无法聚集起固定的拥趸。他以参演上海爵士音乐周的莫文蔚为例：流行歌手出身的她，不仅与乐队反复排练、磨合，更在现场演出中展现精湛古筝技艺。“没有乐队现场表演的音乐节是不能称为音乐节的。”

张玮玮

爵士音乐周纵然听上去颇为不食人间烟火，实质安排却十分“接地气”——既有以三十项格莱美在身的萨克斯名家鲍勃·明哲等人领衔的爵士乐大师班瞄准资深乐迷，也有以顺子、王若琳等人为代表的室外活动带动大众市场。纵使爵士音乐周目前尚未开始盈利，孙孟晋却对它的前景十分乐观。他预测，这种综合性与针对性并存的中小型音乐节将是未来的主流，因为它们一方面能改变当下各地音乐节风格同质化、阵容单一化的枯燥面貌，另一方面也能大大降低音乐节的成本，使音乐走出文艺青年的小圈子，进而在中国大众中普及开来。

不可否认，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经接受了黄燎原的理念，即使音乐曾经离他们很远：“一个男孩认识女孩、享受草地与阳光的绝佳场所。”以“边缘”的民谣为主打的北京东派民谣音乐节，即可算是这类音乐节的个中翘楚。东派民谣音乐节走世界音乐路线，充分借用了北京作为一国际化大都市的优势，出身自五洲四海的艺人们大多常居北京，既节省了往返成本，又打造了多元化的迷人风貌。别具一格的还有吉他中国主办的各类音乐节——吉他中国作为以乐器为主营业务的公司，充分利用了旗下丰富的乐手资源，开启了一场又一场主打技术与力量的金属演出。

观众群体的日益多元当然是件好事，却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乐队的表达方式。张玮玮偶尔会困扰于与观众的互动：与巡演中欣喜若狂的死忠粉丝不同，音乐节上的新面孔们往往对他们不熟悉的乐队不甚关注，因此他会借助更为丰富动感的编曲来带动现场气氛，久而久之也颇是吸收了一批新乐迷。这也从侧面体现了尽管音乐节能带来更高的收入，却并不能替代往往要乐队倒贴大笔钱财的巡演——那才是与乐迷们实打实的面对面。对于某些乐队忙于赶场音乐节而基本放弃巡演的现象，张玮玮并不赞成，毕竟太过沉迷于大场地中45分钟的昙花一现而忽略了live house中两小时的深入交流，终究会大大折损乐队的创造力，乃至令现场表演沦为毫无灵魂的走穴。

上述现象，多少导致了当今国内演出市场的混乱局面。孙孟晋认为当今音乐节之所以难做，与部分艺人报价虚高不无干系。居高不下的成本势必会转嫁至票价上，这对根基尚不稳固的市场无疑是种摧残。此外，“黄牛”这一中国特色的猖獗，也令中国音乐节止步不前——孙孟晋回忆，曾有黄牛把铁丝网硬剪出洞然后收钱放人，这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是匪夷所思的。同样有待改善的是乐迷的购票理念。鉴于太多人都将获取赠票当作“有面子”的体现，亦有太多“资深乐迷”执着于购买低价黄牛票，为正常渠道的售票增添了许多障碍。上述种种因素，导致中国音乐节迟迟无法走上良性循环。

曾多次出国参加音乐节的孙孟晋这样描述他对“运作良好”的理解：法国的老推车音乐节票价只需六十几欧元，较国内动辄四五百元的票价（购买力本该相当于四五百欧元），更能吸引观众的兴趣。英国的Glastonbury音乐节，几十万张票在一天之内就会被抢光，根本不会为“黄牛”留下任何机会。

老推车音乐节

还有许许多多票务以外的因素：老推车音乐节的志愿者与安保全部由镇上居民组成，因为他们对音乐节带来的旅游客流非常重视，成本也就由此大大降低。更莫提其中售卖的食物也洋溢着天然气息——老推车音乐节内的鲜牛奶及啤酒皆产自当地农家，价格比市里更便宜，自制塑料杯上印有当日头牌乐队的logo，可谓是极好的纪念品。“如果音乐节上票难买、人拥挤、东西也既贵又不好吃，那人们为何要再回来呢？”孙孟晋如此总结。音乐史上并不乏因临场体验太差而造成惨烈后果的事件——如开篇所提及的1999年伍德斯托克，便有着价格虚高的门票和场内食物，以及数量远远不够的厕所。所有组织者当引以为戒。

不过，纵使中国音乐节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沈黎晖、孙孟晋与黄燎原仍然对这一行业的前景抱以乐观态度。黄燎原认为中国的音乐节并非太多而是太少，它理应成为春节般的固定节日，全面走进国人的生活；沈黎晖更将音乐节视作在这个年轻一代将生活重心逐步移上网络的时代，为数不多的面对面交流之地——在网上结识的人们，经由音乐节发展为真正的朋友，这正是这一活动最为迷人的魅力。最重要的是，有更多的理想主义年轻人正满怀着一腔热血加入到音乐节筹办的队伍中来，如两年前成立于北京的创业公司元载文化，尽管多次因不可抗力而被迫取消了演出（如美国的乐队在即将踏上旅程时，录音棚被龙卷风刮走），蒙受了巨额经济损失，却仍奋斗在这条战线上。但愿一件拥有美好精神的事情，最终能获得美好的结果吧。

原载于《大都市》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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