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容”一词，最早见于明代《普济方》，中有“美容膏”一方，但中国美容史远早于此。“山顶洞人”（距今1.1万年前）已用赤铁矿粉妆饰自己，三星堆（距今3—5千年）出土面具中，有眉施黛色、眼影涂蓝、嘴唇与鼻孔涂朱者。
从文字记载看，宋高承《事物纪原》称：“周文王时，女人始傅铅粉。”此书向来被认为是野史，难以为据，但从考古看，周代已有专门采集犯人和奴隶头发编制假发的工场。
《战国策·赵策》中说：“彼郑、周之女，粉白黛黑，立于衢闾，非知而见之者以为神。”《诗经》中也有：“自伯之东，首如飞蓬，岂无膏沐？谁适为容。”可证先秦时，寻常百姓已重妆容，傅粉、涂脂、画眉、润发等，均已流行。
《山海经》中记有12种美容药，从长沙马王堆中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则有6个美容方，但手段可怕，如治疣子，需将破蒲席搓成绳，燃其一端，以灸疣面。
到唐代《千金方》时，已录美容方剂300余种。
值得玩味的是，清入关后，公主平均寿命不足20岁，仅有6人活过40岁。西洋传教士曾总结称：有限的医疗资源都被男性占用了，专治女病的大夫实在太少。然而，此时中医美容方却达数千种……
从淘米水开始的美容之路
古人美容，或始于用淘米水洗脸。《礼记》称：“三日具沐，其间面垢，燂潘清靧。”潘即淘米水，所谓“沐稷而靧粱”，就是说用不粘小米（也有学者认为稷是高粱）的淘米水洗澡，用白粱米的淘米水洗脸。白粱米，即白色精米，愈白愈佳。直到清末，淘米水都是最常用的美容法。
从淘米水，渐次过渡到傅粉，早期妆粉均为米粉。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中提到“作米粉法”，即：“粱米第一，粟米第二。必用一色纯米，勿使有杂。使甚细，简去碎者。各自纯作，莫杂余种。其杂米、糯米、小麦、麦米、穄米作者，不得好也。”
米粉的缺点在附着性不强，易滑落，此外颜色偏暗，加入动物油脂后，略有改观，但无法与胡粉相提并论。
胡粉即铅粉，色极白，且有光泽，张华在《博物志》中说“纣烧铅粉成胡粉”，但依据不足。从名称看，胡粉或为西亚舶来，另说胡是“糊”的意思，早期胡粉颗粒大，不易附着，必须掺入油脂，呈膏状，方能粘在脸上。
古人亦称胡粉为粉锡，致后人误会，以为是用锡制成，但锡粉为黑色，无法用来美容，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特别指出：古人称铅为黑锡，胡粉实为铅粉。
慢性中毒数千年
铅为重金属，可渗入血液，并在体内沉积，给人造成长期伤害。
对铅的毒性，古人已有认识，《本草纲目》载：“嵩阳产铅，居民多造胡粉……其铅气有毒，工人必食肥猪犬肉、饮酒及铁浆以厌之。枵腹中其毒，辄病至死。长幼为毒熏蒸，多萎黄瘫挛而毙。”《本草纲目拾遗》中亦称：“工人无三年久业者，以铅醋之气有毒，能铄人肌骨，且其性燥烈，坊众人每月必食鹅一次以解之。”
虽已观察到现象，但在认识上仍存偏差，古人更倾向于认为，铅毒来自火炼，属“热毒”，原因有二：首先，长期使用胡粉，则皮肤粗糙干裂，呈青色，似有“燥热”迹象；其次，铅渗入血管后，会刺激血液加速流动，给人以发热感。
为给铅粉的“热毒”，往往掺入米粉来中和，但米粉颗粒大、色黯，掺和后缺点更突出，故较常用的办法是用火炼来给铅“解毒”，古人炼制铅粉时，因反应不充分，往往遗留较多纯铅，这是引发中毒的主因。在孙思邈的《千金翼方》中，不仅火炼，且加入鸡蛋，鸡蛋蛋白质含量高，而蛋白质遇重金属则变性结块，这就减少了铅粉中纯铅的含量。《本草纲目》中说制胡粉工人要多吃肉，也是用肉中蛋白质消除铅毒之意。
其实，铅粉本身亦含毒，只是毒性减少、不易被察觉而已。自唐以后，胡粉始终是国人美白的首选。
古人为何这么喜欢白
为了白，宁可忍受胡粉的毒性，体现出古人对白的畸爱。
在晋代、唐代医家典籍中，对白多有推崇，甚至将“肥白”视为美的尺度，在《肘后备急方》中，葛洪建议道：“大豆黄炒，舂如作酱滓。取纯黄一大升，捣，蹄，炼猪脂和令熟。丸，酒服二十丸。日再，渐加至三四十丸，服尽五升，不出一月，即大能食，肥白。”
葛洪用药，亦多“白”字，如白芷、白茯、白附子、白桐叶、白术、白芍药、白胶香、白檀香、白蜜、白蜡、鸡子白等，甚至连鸽粪也要白鸽粪。
孙思邈也赞美“肥白”，有“五十日肥白方”，且主张多吃葡萄，说“令人肥健，耐饥忍风寒，久食轻身不老延年”。
为了白，医家不惜搜求奇药，比如鹰屎白，即鹰大便末梢上的一点白屎，鹰屎有酸性，古埃及人曾用来美白。
对白的爱好，可能出于两个原因：
首先，在农耕社会中，绝大多数人需从事繁重的农业生产，久曝于风吹日晒中，致皮肤粗糙、色黑，身体亦瘦弱，只有贵族才能肤白且肥，“肥白”因而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
其次，汉代之后，中原战乱近400年，特别是“五胡乱华”，种族畛域被打破，匈奴“颇白皙”，羯人亦属白色人种，加上佛教自西传入，胡僧多高鼻深目、“相好庄严”，影响了当时中原的审美观。
胭脂可能也是舶来品
“肥白”之外，对胭脂的钟爱，可能也与域外相关。
制胭脂，一般用红花（即红蓝花），而红花自中亚舶来，它传入中国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传入西北，时间已不可考，匈奴多用之，所谓“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胭脂之名或源于焉支山，此地或为红花的主产地；第二阶段则是自西北传入中原，张华在《博物志》中说：“红蓝花生梁汉及西域，一名黄蓝，张骞所得也。”
元代重红花，设有“红花局”“红花提举司”等，红花中既含红色素，亦含黄色素，红色素只溶于碱性溶液，古人利用此特性将其提纯，制成胭脂。
胭脂也可用其他方法制成，比如朱砂，三星堆中出土铜面具上的胭脂与口红即为朱砂，此外还有“涂朱甲骨”，即在甲骨刻字的笔画中涂入朱砂，以求醒目。朱砂的主要成分为硫化汞，是提取水银的原材料。朱砂含毒，唐代《药性论》便指出这一点，称其“有大毒”，《本草经疏》中亦称：“若经火及一切烹炼，则毒等砒硇，服之必毙。”
此外还可用紫柳、石榴花、苏方木、落葵籽、蔷薇等提取胭脂，但不如红花普及。唐人使用胭脂较多，唐宋时期中国气温较高，服装多无领，不仅面上要施以白粉、胭脂，还要惠及颈肩甚至胳膊，致汗水都被染成“红汗”。
国际交流背景下的中国美容
宋代以前，中国美容深受国际交流影响，大量“香药”舶入中国，黄巢占领广州时，杀死在此定居、贸易的阿拉伯商人多达10余万，可见此时东西方交流的密切程度。
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有机结合，如关羽“五绺长髯，飘洒前胸”，未必是关羽的真形象，此前中原不以多须为美，“五胡乱华”之始、前赵皇帝刘渊（本是匈奴人，祖先归顺汉朝，被赐以刘姓）因“三绺长髯，飘洒前胸”，时人称为“英雄相”，后人将刘渊的胡子嫁接到关羽脸上，还另添了两绺，以契合人们对“战神”的想象。
胡子受尊重，则如何战胜基因缺陷，刺激其野蛮生长，便成了医家努力方向，甘蕉、金樱子、金星草、石荆等生须药受到追捧。
胡子之外，“澡豆”亦对中国美容产生深刻影响。
“澡豆”是一种原始肥皂，主要成分是豆面，有一定去污力，是比丘随身十八物之一，与佛教一起传入中原，“澡豆”的原材料都是食物，比较健康。“澡豆”多用绿豆、毕豆（即豌豆），而这两种豆都是自中亚舶入。
唐代是中国“香料大发现”的时代，安息香、丁香、沉香、西香、檀香、回葱、龙涎香、冰片等“香药”经胡商传入中原，成为中药的原材料。
唐代“胡妆”也很流行，如染黑牙齿、赭色唇膏，来自吐蕃的烟熏妆也曾风靡一时。
中国美容为何由外转向内
中国美容在宋代出现重大转型，即由向外学习转为向内探求。
宋代积弱，长期受北方列强压迫，通往中亚的商路被遮断，虽海上贸易繁荣，但经中唐后百余年动荡，士大夫阶层普遍有厌恶军人、提防异族的心理，对本土文化敝帚自珍、沾沾自喜，希望从中找到“自性”，故宋代艺术追求精致化、本土化，生怕被外来文化污染。
宋代军人社会地位低，夸张、直白的表达方式受排斥，文人式的隐约成为主流，表现在美容上，柳眉、杏眼、樱桃小口、略施薄粉、淡涂胭脂成为女性修饰的标准，唐人喜欢牡丹等粗放、热烈的大花，而宋代则推崇梅花等精致、优雅的小花，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女性缠足开始普及。柳永在《木兰花》词中说：“天然淡泞好精神，洗尽严妆方见媚。”即体现了中原文化自艳入媚的转型。
元代疆土广大，“蒙古走廊”连接起东欧和中国，两种文化互相激荡，许多回医来到中原，带来了新的美容方式。但元代政权不足百年，且后期战乱不已，到了明代，朱元璋为强化统治，发动了较彻底的“去元化”运动，元朝留下的不同文化基本被扫除殆尽。这种重内斥外的心态一直延续到清末，由于长期与外隔绝，到西方美容方法再传入中原时，人们却将其视为奇形怪状、以丑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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