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后，也许常州外国语学校的这次灾难会被写入史册，成为中国土壤修复工程的一次标志性事件。

本文已发表于果壳网，由于篇幅所致，其中有不少材料被砍掉，颇有些可惜。此处贴出全版原文，以供参考。

“土壤修复”的泥潭

引言

在这两天发生的各类热点新闻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恐怕就是这一条了——常州外国语学校 493 名学生因学校附近工地进行“土壤修复”而中毒。

493，这个数字震撼力足以让每个人心头一颤，笔者在脑海中蹦出来的第一反应就是鲁迅的那句警示：救救孩子。目前，这一事件已经引起了多方关注，调查组也已连夜进驻，相信不久之后，孩子们的病情如何，谁应该为此负责，以及如何善后，这些问题或许都会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

不过，在这些问题尚未调查清楚的期间，有一个话题还是可以谈的——为什么要进行土壤修复？

这个问题其实不难想明白。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一直像火箭一样飞速发展，尤其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工业基础雄厚，各类高污染企业为地方经济注入了第一桶金。不过由此带来的问题也是显著的，污染物进入水体和土壤，并发展成严重的毒瘤。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城市也在逐步扩张，原有的污染型企业被迫迁出闹市区，原有的郊区也慢慢被纳入城区，但是这些企业所排放的各种污染物却可能因此遗留了下来，尤其是各类重金属和难降解的有机物，让土地开发变得极为困难：种树树死，长草草亡，地下设施有被它们污染的危险，地面上的人群同样也可能会遭遇这些地下幽灵——不少有机物都具有挥发性。然而，这些腾出来的土地必然是不能闲置下去的，尤其是在附近还引进了学校、医院等设施之后。于是，修复这些受污染的土壤就成了炙手可热的项目^[1]。

通常，一项新技术给人的感觉总是那么美好而先进，即便不像科幻大片里那么酷炫，最起码也应该是“中国人不用到国外买电饭煲”这般自信，但是，你所能看到的土壤修复却是这样的——

（图 1 2014 年 11 月常州原常隆地块土壤修复现场照片）

或是这样的——

（图 2 2016 年 1 月常州原常隆地块土壤修复现场照片）

如此凌乱而狼狈的场景，隔着屏幕我们都能感受到一股臭气熏天的恶心，恐怕很难将“土壤修复”想象成一项方兴未艾的技术。不过，这一片片泥潭，却可谓是中国土壤污染及治理的真实写照。

土壤污染离我们有多远？

在中国，很多人都对发生在日本的“痛痛病”并不陌生。作为史上最为著名的土壤污染事件之一，除了这件事发生在一衣带水的亚洲邻国之外，似乎跟我们的心理距离还很遥远，远到我们会以为，这种事根本不会在中国发生——假如，这一次常州外国语学校的集体病因被证实来自于邻近的工地，你，还会依旧这么自信吗？

悲剧，其实并非是到了今天才发生。

2004 年，也是在一个四月天，位于北京的宋家庄地铁站正在紧张施工，力争奥运前开通。就在开挖降水井期间，3 名施工人员突然昏厥倒下，其中一人重伤，经全力抢救才保住了性命。这一事件并没有引起太多人注意，在 12 年后的今天，网络上更是就剩下几句只言片语，不过还是可以透露 3 名工人昏倒的原因——毒气。然而，和前一年轰动全国的芥子气伤人事件不同，这些毒气不是来自侵华日军遗留的化学武器，而是曾经的北京农药厂，其毒气的威力丝毫不亚于化学武器。

我们来看一张另类的北京地图：

（图 3 北京地区地表六六六浓度分布图^[2]）

这张图反映的是北京各区域地表农药“六六六”的残余量，红色代表高浓度。在五环区域，我们可以看到四个红得发黑的圈，分别是位于西北的颐和园一带、东部的四惠、南部的南苑以及接近中心的方庄 - 宋家庄一带。在这四个区域中，最为特殊的就是中间的那个圈，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圈基本位于三环以内，不仅向北一直覆盖了天坛地区，北边缘甚至已经逼近了崇文门。

在北京市城区大幅扩张之前，郊区曾是蔬菜甚至粮食的重要供给地，而图上位于外围的三个红圈，几十年前正是一片农耕好风光，农药不断施加，并逐年累积。而中间那个圈，正是原北京农药厂所在地，当年生产过程中随意排放的六六六，像是重重戳入首都心脏的一把匕首。

然而，北京不是个案。

在此之后，国内不少大城市又相继发生过类似事件，但都没有引起太多公众注意，土壤污染已经不再是农业用地与工业区的专利，随着城市的扩张，它已经开始威胁到城市居民。

还是说北京的那四个红圈。

宋家庄圈的特殊之处，除了它离市中心更近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自净难度远超过其它三个圈。

在对宋家庄污染土壤进行剖面测试后发现，尽管地表的六六六浓度与其它异常地区相仿，均在 50ng/g 上下，但是挖到地面以下 4 米之后，其浓度就达到了惊人的 16 万 ng/g，比地表测试结果翻了三千多倍。我们都知道六六六的自然分解难度很大，那么换句话说，它们会在很长时间里持续造成危害。

土壤污染究竟有多普遍？

自 2005 年起，国家环保局（后升格为国家环保部）与国土资源部对全国土地状况进行了全面调查，以确定土壤受污染的状况^[3]。

2014 年 4 月 17 日，也就是正好两年之前，这段长达八年的调查终于整理出了一份《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告》。公告中，对于全国污染问题是这么总结的：“全国土壤环境状况总体不容乐观，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较重，耕地土壤环境质量堪忧，工矿业废弃地土壤环境问题突出。”如此悲观的论调，在国内的公文上是不多见的。

究竟严重到何等地步呢？我们还是谈其中几个数字好了。

在全国调查的 630 万平方公里总面积中（相当于国土面积的 2/3），总超标率达到了 16.1%，也就是约 100 万平方公里。这还不是重点，在这些超标地区中，还分为四个级别，其中重度污染区域已经达到 1.1%，也就是大约 7 万平方公里，台湾岛和海南岛加起来刚好这么大。

从地域上看，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由于工业发达，污染也是首当其冲，而东北老工业基地由于历史原因，也是重污染区域。总的来说，南方的情况更为严重。

也许看到此你还会侥幸，毕竟中国幅员辽阔，这点面积不算什么，那么我们再看一组数据：污染来源。

毫不意外，除了农业污染以外，主要的污染来源还是那些污染工业的企业，多达 36.3% 的污染型企业——金属冶炼加工、矿物、皮革、造纸、石油煤炭、化工、医药、电力——周边的土壤污染超标。

也许看到这里你就更庆幸了，毕竟在你家周围似乎也没有什么污染型企业。

别忙，再看看废弃工业地的数据：多达 34.9% 的工业废弃地周边土壤污染超标。

相信看到此处，你的内心也会有些不自信吧。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很多大城市都曾有过被大型工业包围的时期，因此现在大量的商品房小区都建在了废弃工业地之上——上述北京宋家庄地区如今已是北京最为成熟的居住地之一，而常州的原常隆地块，等修复完了，又将修建成什么呢（根据常州市新北区次区域规划，该地块规划土地性质为居住、商住办及绿化）？

污染区域广阔已经足够让我们心惊肉跳了，因为防不胜防，然而问题还没完——污染种类也是五花八门。

我们都知道，日本的痛痛病与镉污染严密相关。根据上述公告，中国的镉污染面积占调查总面积的 7%，也就是 44 万平方公里，这几乎相当于整个四川省那么大。而其它各种重金属污染中，镍的超标面积为 4.8%，汞为 1.6%，砷为 2.7%……这些数据串联在一起，也就难怪环保部与国土资源部认为土壤污染问题“不容乐观”了。

渐入泥潭

面对这样严峻的污染局面，土壤修复自然就成了刻不容缓的解决方案，但这条路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2011 年，常州常隆地块完成拆迁平地，同年，当地环境部门在进行调查后认定：该地块“用于商业开发的环境风险不可接受”，由此拉开了对此地块进行土壤修复的大幕^[4]。

在本次事件之前，早在 2014 年 3 月，当地政府就已开始了一轮修复，但因为刺激性异味太大，被迫暂停。随后修复工作断断续续开展，仍旧不能克服问题，浓烈的异味招致附近学校学生及家长的抗议，而政府与校方对此却始终未能给出妥善解决方案，最终酿就此次事件。

该地块采取的主要修复方案是换土，用行话说就是“客土修复”，先把已经被污染的土壤运走，再到别处找来好土填上——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在照片上看到挖掘机与水管齐舞的画面。

这样的物理过程，至少有两个问题是很难克服的：一是挖掘的过程中，怎么确保污染物不会外溢；二是运走的这些脏土，如何处理它们？

单纯从技术手段上讲，这两个问题都没有太完美的解决方案。以本次事件为例，需要修复的地块总面积达到了 26.2 公顷，比一般小区的面积都要大。如果你所居住的小区也曾疏通过污水井，那应该会对污泥被翻出的味道深有体会，井盖大小的泄露面积就足以让附近的居民楼为此关窗。想想看，如果整个小区都成了“龙须沟”，那么污泥全被翻出来的时候，臭味又将传播多远？在本次事件的现场，尽管也有一些措施去遮盖或阻挡异味，并且项目人员还声称是选择了合适的风向施工，但结果显然并不遂人意。

在常州事件中，污染后的土壤被送往水泥厂作为原料，这算是比较妥当的处理方案，但距离完美还差得远。就不说这样烧制的水泥品质指标是否与正常水泥相同，简单想一下，这些污染物会不会被送到大气里了呢？这并不是在危言耸听，比如在 2013 年 10 月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通过的《水俣公约》中，就明确将“水泥生产”列在了“汞及其化合物的大气排放点源清单”中，而根据估算，2013 年我国水泥行业向大气排放的汞总量在 89-144 吨之间^[5]。

所以，可以这么说，即便把污染后的土壤烧成了灰，我们也依然不是污染的终结者，只不过是污染的搬运工。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环评手续从书面上去“克服”这些问题。

除了交换式的客土修复，还有覆盖式的改进型方案，直接挖来新土盖上——不过谁都知道，那些毒气就被埋在地下，除非这块土地就打算废弃下去，否则只要准备盖楼或是修建地下设施，随着地面工程的开挖，这些污染物就还会重见天日，贻害人间——施工期间的那些渣土车可以把受污染的这些土壤送到各个角落，其中有一些还贡献在了我们每天都需要呼吸的空气中。

我国的土壤修复工程从 2001 年就已展开^[6,7]，客观来说，工程师们一直都很努力，并且也取得了很多研究性突破——但他们面对的是一只叫做“土地污染”的大怪兽，一只需要各行各业通力合作才能驯服的怪兽——但事实上，国内对土壤修复的研究多数还只是研究而已。因此整体而言，十多年过去了，土壤修复进行得并不顺利。据业内人士估计，全国土壤修复项目是一项超十万亿的市场，几乎可以与高铁相媲美，但除非对地方经济明显有利，否则谁会愿意出资做这样吃力不讨好的事呢？

我们说个最简单的问题：迄今为止，有关“土壤保护”的立法还未能在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通过，虽然不少人都在为此奔走。他们希望通过立法来确定污染评估的标准，确定污染责任的归属，确定污染后的处罚与治理。虽说立法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但连立法都没有，技术手段也发挥不出应有的效果。

除了立法滞后的问题，媒体宣传是否精准？高校教育是否符合实际？专项资金筹措是否到位？这些问题其实都让土壤修复问题成了一潭死水。

接着说技术问题。

物理手段很难操作，那么化学和生物手段是否就好使了呢？

岂料这又是大泥潭。

化学修复方式简单来说就是用一些修复剂去清除原有的污染物，可以在原位进行，这看起来当然是非常棒的思路。还是在这一次的常州事件中，化学修复也作为了其中一项辅助手段，对于六米下的受污染土壤，项目方通过施加氧化剂，将土壤以及地下水中的有机物彻底氧化。可是话说回来，又有谁能保证修复剂会不会带来新的污染？比如说双氧水，我们都知道这是一种很清洁的强氧化剂，因为副产物是水，可是，那些农药，并不是在双氧水的作用下都可以彻底氧化成二氧化碳和水，也许还会生成一些更让人头疼的物质，并且我们还都没有进行过彻底研究——不要忘了，即便是焚烧这样彻底的氧化反应，有些含氯的有机物还是可以生成二噁英这样的魔鬼。所以说，可以原位进行的化学修复，其实也只是以毒攻毒在土壤问题上的表现手法罢了。

再说生物手段。细分的话，生物手段还有两类，植物修复与微生物修复，看上去很美，可实现起来也是困难重重。

目前，利用植物对某种重金属的富集特征，一些重金属污染土地的修复工作已经取得良好结果。然而，这种手段普适性有限，植物生长需要特殊自然条件的支持，而且整个过程缓慢，以年为单位，着实让人头疼。

微生物对环境的挑剔程度也不低，虽然生长速度可以实现较快水平，但它们是否会产生新的污染物，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

多年前，当我们向土地上撒下那些污染物时，大概没有想过，这一过程的“增熵”效应会让我们如今束手无策吧。

结语

2007 年，宋家庄的土壤修复工作悄然展开，采用的是焚烧法，三年前的那桩事故终究还是给业内人士敲响了警钟。

整个修复过程据说持续到了 2010 年，但修复结果如何，似乎并没有太多资料可以查到。

还是在 2010 年，笔者在参加一次行业活动时，偶遇北京农药厂的一位老先生，七十多岁，牙齿掉了四五颗，稍微有些驼背，一起用餐的时候说起自己的经历，打趣道：你们这些年轻人啊，要是还没在北京买房的，可不要去宋家庄看房了。

一桌人都笑了。

[1] 骆永明等. 土壤修复——新兴的土壤科学分支学科[J]. 土壤, 2005(3): 230-5

[2] 成行新等. 北京市有机氯农药填图与风险评价[J]. 地质通报, 2008(2): 172-8

[3] 《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 环境保护部与国土资源部 2014 年 4 月 17 日公布

[4] 《常隆（华达、常宇）公司原厂址地块污染场地土壤修复调整工程验收技术方案》 常州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2016 年 2 月编制

[5] 中国水泥网 关注：水泥工业的汞污染

[6] 赵金艳等. 我国污染土壤修复技术及产业现状[J]. 中国环保产业, 2013(3): 53-7

[7] 李培军等. 我国污染土壤修复研究现状与展望[J]. 生态学杂志, 2006(12): 154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