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对无数人做出评价,但这些评价真的准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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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对无数人做出评价,但这些评价真的准确吗?

图片:知乎用户

叶赌徒,我是一个赌徒,瘦人永不为奴

我们每天都会经历各式各样的人和事,有高潮也有低谷。我们也时时刻刻根据我们所看到得到的信息来对他人进行评价。当情侣吵架时,男方可能认为自己工作压力大而女朋友却一直缠着要出去玩,而女方则觉得自己每天为男友尽心尽力,看到男友太累想借着出去玩的机会帮助男友散心,结果对方却不领情并且毫不关心自己。站在双方的立场上都有其依据,但是他们都放大了自己的主观意愿而忽视了客观因素,导致矛盾的放大。

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如此,当我们在医院挂号,如果这时有人很急切的插进队伍的前端,那么我们很自然会认为这个人缺乏教养。当交通信号灯变绿我们准备启动汽车转向时,视线里突然插入一辆轿车抢占了我们的车道,我们不免会咒骂一声对方毫无素质并且认为这个抢道的司机驾驶技术差。在投票时,当有人投了我们不喜爱的人,我们可能会认为对方有不良的企图或居心。我们所进行的这些评价看似都很符合逻辑,但是其中却有一个很显著的问题,就是我们忽略了事情发生时对方所处的情境,若是医院插队或是抢车道的人因为家人有生命危险而变得如此莽撞,即使行为不当,我们也不会像最初那样给对方一个负面的评价。

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做出这些评价呢?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存在着认知偏差。当我们看到一个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人时,我们很自然会关注引起我们注意的人,而不是那个人所处的情境,就如之前提到的插队例子,我们只会注意到对方很粗鲁毫无素质的侵犯了我自己或是他人的权益,而忽视了对方所处情境的各种可能性(例如家属急病)。有趣的是,当我们反过来思考自己的行为时,我们却会更注意外界因素对我们影响,例如我们遇到急事,我们可能会认为自己已经客气地询问了他人获得许可才进行插队这个行为,但是不可避免会有很多人并不知道这种情况,对我们进行语言攻击,这时我们就会认为是他人不够体谅和包容,而忽视自己行为产生的问题。当我们在大雨磅礴的天气里行走,一不留神踩到了一个隐蔽的水坑溅湿了整个裤腿,我们就会减慢速度仔细观察路况而前进,或是找一个避雨处等天气好转,这时,来了另一个人,他也仔细的前进着,结果还是没能避免踩到水坑的结局,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却可能会忘了自己之前的遭遇,而认为这个人是因为笨手笨脚反应迟钝而踩到了水坑。

社会心理学里,我们出现的这种偏差被称为基本归因错误 ,即人们倾向于用内在的特质(个性,人格)来解释他人在某些情境里所进行的的行为,而忽略他们所处的外在情境的重要性。就像之前的例子所说,尽管我们在评价他人的行为时有充分的证据支持,但我们总是倾向于高估内部或个人因素的影响而低估外部因素的影响。有时候,即使我们认识到了他人的行为是被其所在的情境影响,我们仍然会产生归因错误。因为我们仍然会自主地通过观测到的行为来对他人进行评价,而不是自动地将他人的行为和情境因素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原因是后者需要我们花很多的精力和注意力去结合情境因素来调整我们的推断,而我们的大脑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因此,如果事件发生时的环境因素并不那么重要的话,我们仍然将较多的注意力用在个人的行为因素上,从而出现归因错误。

在 1967 年,正值美国和古巴导弹危机结束不久,琼斯和哈里斯设计了一系列实验,他们告知被招募的学生们这个实验的目的在于了解“人们能否在有限的信息里对他人的性格和态度做出准确的判断”。在实验中,学生们收到一份关于卡斯特罗的论文(支持或反对),然后被研究者引导,相信他们得到的是由同一个学生写的不同的资料,之后被告知“你们中一些人得到的是这个人入学申请上的个人简历,一些人得到的是他在创意写作课上写的论文,还有的人得到的是他在政治课考试上写的答案。”接下里,他们被要求看一下他们得到的材料,再对这个学生的立场进行评判。

结果发现,当学生们被告知表达观点的人可以自由的选择自己的立场(支持或反对卡斯特罗)时,他们很自然地将那些表态支持卡斯特罗的人评价为亲卡斯特罗。但是,当学生知对方的立场是由外界因素指定而不是其自己的选择时,学生们仍然会将那些表态支持卡斯特罗的人评价会亲卡斯特罗派,而忽视了这些人的表态是由外界的随机因素决定,并不一定代表他们的真实立场这个事实。换句话说,就是这些被试无法正确地看到外界因素对他人所带来的影响。

那么,我们会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归因错误呢?解释有很多种。

正义世界假设是最突出的一个,简单来说,就是“善恶终有报”,由社会心理学家 Lerner 在 1977 年提出,即世界是公平公正的,每个人都会得到他们应得的,如果做的善事多,得到的也就多,做的恶事多,受到惩罚自然也多。Lerner 的思考来自于米尔格拉姆的权利服从研究 (米尔格伦实验),并且深深被自己的所见到的经历影响。在他作为临床心理医生时,发现尽管很多健康工作者心地善良,具有很高的学历,但是他们却经常会将病人所承受的病痛归咎于病人自身原因。他也经常听到他的学生无视导致贫穷的客观因素而对穷人进行贬低。因此,他开始想要探究为什么一些暴政(比如法西斯政权)或者不合理的行为仍然能得到很多拥护者,人们又是如何接受这些造成痛苦和灾难的社会政治制度。

在 1966 年,Lerner 和他的同事进行了一系列电击实验来观察人们对于受害者的反应。最初的实验招募了 72 个女性被试,她们被要求看她们的同伴接受不同程度的电击,最初,这些观察者在看到这个场景时感到难受,但是随着实验的继续进行以及观察者的无力干预,这些女性观察者们开始对受到电击的同伴进行贬低。当电击水平加大,她们的贬低也随之变得更为激烈。然而当她们被告知这些被电击的人能得到补偿时,她们却没有对受电击的人进行贬低。

这个理论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使我们更容易关注与他人个人的因素(被电击)而忽视其外在情境(补偿)的因素,正如我们在社会新闻中看到的那样,在一些女性受到强暴,留学生在国外受到袭击的新闻中,总是会出现一些人对受害者甚至是逝者进行人身攻击,甚至能“推测”出受害者的人生经历如何,仿佛自己非常了解受害者一样,得出受害者咎由自取的评论。我们这么青睐正义世界的缘由就是因为这种正义世界的存在能使我们有一种安全感,一定程度上减少我们接受到的危险信息,减轻我们的罪恶感,让我们为很多困境或是值得担忧的事件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因而能从心理上得到满足感。就像是那些社会性新闻,当我们给他人做出定义时,我们同时也在潜意识中表达了自己不是那种人,所以不会遭遇那种事件的观点。

每个人所处的文化环境也非常的重要,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就很巨大,如果我们的家长在公众场所通过打骂来教育哭闹的孩子,我们可能会觉得习以为常,而若是西方人看到这种场景,他们则很有可能认为这是虐待儿童。亦或是我们的在交谈中经常会询问到他人的私人状况,比如工作,收入等等,而在西方的价值观里,这种问题很可能造成冒犯的结果,并且给对方留下一种不注重他人隐私的印象。有研究发现相比于东方文化(集体主义),西方文化(个人主义)更容易出现这种归因错误,顾名思义,个人主义更倾向于将每个人视作独立的个体,从而不那么关注情境。2001 年,日本的社会文化学家増田貴彦和同事就通过展示水下图片(如下图)的实验,发现当看这类场景图时,美国人更注重于图中焦点图像(个体因素),比如鱼,而日本人则更注重于背景(情境因素),比如水草,珊瑚,岩石。

之后在 2004 年,他又通过向被试展示卡通形象的面孔,发现相比于美国人,日本人更倾向于通过脸廓来辨别表情。而 Schyns 和同事也在 2012 年发现东方人更倾向通过眼周围肌肉判断表情,而西方人更喜欢通过嘴部附近肌肉判断表情。这些研究发现的不同,说明了文化因素的巨大影响,亚洲人更能注意到情境因素,而西方人则更注重于个人行为。另一个由莫里斯和彭开平在 1994 年所做的研究,发现中国人和美国人在分析社会性事件时也有着不同的视角,美国人更注重于内在因素,而中国人则更关注外在因素。当报道同一个谋杀案时,英文报纸更注重于杀人犯的个人因素和中文报纸则更注重于外在情境。

所以我们每天在给他人做评价时最好先设身处地思考一下对方所处的情境,而不是通过对方某一个举动就对他的人品性格做出评判。因为这种不准确的评判很有可能会导致我们失去一个朋友或者一个机遇。

最后用一句歌词结尾:

please don't judge me and I won't judge you

Jones, E. E., & Harris, V. A. (1967). The attribution of attitud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3(1), 1-24.

Lerner, M. J., & Miller, D. T. (1978). Just world research and the attribution process: looking back and ahead. Psychological bulletin, 85(5), 1030.

Masuda, T., & Kitayama, S. (2004). Perceiver-induced constraint and attitude attribution in Japan and the US: A case for the cultural depen- dence of the correspondence bia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0, 409–416.

Masuda, T., & Nisbett, R. E. (2001). Attending holistically vs. analytically: Comparing the context sensitivity of Americans and Japanese.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Vol. 35, No. 3-4, pp. 258-258). 27 CHURCH RD, HOVE BN3 2FA, EAST SUSSEX, ENGLAND: PSYCHOLOGY PRESS.

Morris, M. W., & Peng, K. (1994). Culture and cause: American and Chinese attributions for social and physical ev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7(6), 949.

Fundamental attribution error

Just-world hypo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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