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弗雷德·阿德勒（1870—1937），奥地利精神病学家，个体心理学的创始人。

阿德勒在家中排行老二，他的大哥西格蒙德既高又帅，日后还成了一名富有的商人。尽管阿德勒发愤图强，后来成了著名的心理学家，但你知道，这无益于他不足一米六五的身高。而且，不幸的是，阿德勒在其心理学生涯中又遇到了另一个西格蒙德——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后者的精神分析被人称为“维也纳第一学派”，而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被称为“维也纳第二学派”！

老二的角色，阿德勒是深有体会，以至于他后来在《自卑与超越》中写道：“对于老二来说，总有一个孩子比他们年长，比他们成长得快，他们只有从这不断的激励中奋起追赶，才能确保不被落下。典型的老二都有着显著的特征：他们看起来就像是在参加一场比赛，有人正在他们前方一两步远处，他们不得不拼命追赶，力争超越。老二时时刻刻都要全力以赴。他们一直都在练习，想要超过自己的哥哥或姐姐，征服他们。”这段话似乎就是阿德勒一生的写照——在自卑与超越之间奋力前进！

说起来，阿德勒童年阴影的面积确实比较大。与身材魁梧、长相英俊的哥哥相比，他简直是既矮又矬：短小的身材，又圆又大的头，再加上厚实的额头和宽大的嘴巴，怎么看也算不上潇洒。所有的证据都显示西格蒙德是家里最聪明、最有天赋的，阿德勒总觉得自己生活在模范大哥的阴影之下，不管自己怎么努力，也不可能达到他那超凡的成就。甚至到了中年，他还会小心翼翼地评价这位富有的商人——西格蒙德：“一个善良又勤奋的家伙，他一直超过我——一直超过我。”

除了在哥哥面前相形见绌之外，阿德勒自身的疾病和遭遇也让他感到危机四伏。如果用阿德勒心理学的方法来了解他自己，我们可以去看他的早期回忆。一个人早期回忆反映的问题是什么，他一生努力的方向就在哪里。阿德勒的早期记忆中充满了无奈与悲伤：“在我最早的记忆之中，有一段是身患佝偻病的我缠着绷带坐在一张长凳上，而身体健康的哥哥则坐在我的对面。他可以跑，可以跳，可以轻松地在地上四处活动；但对我而言，每个动作既痛苦又费力。每个人都很努力想帮我，尤其父母更是竭尽心力。当时的我应该是2岁左右。”

因为罹患佝偻病，阿德勒直到4岁才会走路。而且这一年弟弟鲁道夫的夭折，也让阿德勒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到5岁那年，阿德勒又经历了一场磨难。在一个寒冷的冬日，一个大男孩带阿德勒去滑冰，结果大男孩越滑越远，不见人影，而阿德勒站在冰面上，冻得瑟瑟发抖。后来阿德勒自己一路跌跌撞撞地走回了家。这次事件让阿德勒感染了肺炎，医生认为他已经无望，但出人意料的是他竟从死神手中逃脱。如果我们采信阿德勒的早期记忆，正是这一切让他决定了自己未来的职业，决心要成为一名医生！

世上英雄总会惺惺相惜，但过不了多久，大多数人又会离心离德。1902年，在阿德勒32岁时，他被弗洛伊德的《释梦》一书所吸引。据说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新自由报》刊登了一篇针对弗洛伊德《释梦》一书的批评文章，阿德勒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向《新自由报》写信公开声援弗洛伊德。此举引起了弗洛伊德的注意，为表感谢和赏识，他写了一张明信片邀请阿德勒参加“星期三学社”。可惜的是，这一说法缺乏足够的证据，《新自由报》上并没有刊登过反对或支持《释梦》的任何评论性文章。

不管怎样，阿德勒收到明信片——明信片确实是有的，它一直被保留着——之后，立即回复弗洛伊德，表示他很愿意参加星期三学社。一开始，阿德勒风雨无阻，每周都来参加会谈并且积极发言。1910年，弗洛伊德没有辜负阿德勒的忠诚和勤奋，任命他为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前身即为星期三学社)的主席和《精神分析杂志》的主编。然而，作为老二的阿德勒争强好胜，永远以一种追求超越的精神挑战权威，这当然是作为母亲最关爱的长子弗洛伊德所无法容忍的。1911年，阿德勒与几位小伙伴被迫离开了精神分析学会，但他们当即决定成立一个新的团体——自由精神分析学会，很快，这个团体改名为“个体心理学学会”。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十年之后，我们不是朋友，也不再问候。如果说还有一点问候的话，那就是他们之间的相互攻击。阿德勒把弗洛伊德描绘为“骗子”，认为精神分析是“垃圾”。而弗洛伊德也不是好惹的，他认为阿德勒是个“变态”，其野心使他发狂，而且说他是个“妄想、嫉妒和玩世不恭的矮子”。矮子就矮子吧，这是不争的事实，阿德勒不想承认也没办法。但是，有一点阿德勒是不愿承认的，而且他手上竟然握着拒绝承认的证据——一张发黄的明信片。以后漫漫人生长路中，每当有报道称阿德勒曾是弗洛伊德的门生，他就会变得火大，并拿出那张明信片，上面写着：

“非常令人尊敬的同事先生：为了探讨我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小组里的同事和追随者每晚在我家八点半开始的讨论，正在给我带来会谈的快乐。……你愿意加入我们吗？……我期望你早日答复是否愿意加入我们，今晚你过得愉快吗？作为你的同事致以我诚挚的问候！弗洛伊德博士。”除了阿德勒之外，弗洛伊德还邀请了维也纳的另两位医生，加上他自己和最初的倡议人威廉·斯泰克尔，一共就5人。而阿德勒一直保存着这张明信片，似乎就是想将其作个证据，告诉人们——他不是弗洛伊德的门生，不是弗洛伊德的门生，不是弗洛伊德的门生，他们是同事，是同仁，是同道者！

在阿德勒去美国之后，有位年轻的后生经常去听他讲课，这个人就是后来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有一天，马斯洛无意问起一个问题，涉及阿德勒以前是弗洛伊德的门生，阿德勒当时勃然大怒，满脸通红，声音很大，引得人们纷纷侧目。他宣称自己从来就不是弗洛伊德的学生、门徒或追随者，而一直是一个独立的医生和研究者。他说那是弗洛伊德捏造出来的一个谎言。这一举动搞得马斯洛不知所措。有趣的是，当马斯洛后来的做法开始像个平等的同事而不是学生时，阿德勒就变得越来越易怒。

我们还用阿德勒心理学的方法来分析他自己，阿德勒曾对兄弟姐妹之间的发展比喻为小树苗的成长。他说：“如果其中一棵树因为得天独厚的阳光和土壤条件而长得特别快，那么随着它的长大，对其他树苗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它的阴影将覆盖其他树，遮挡住阳光雨水，它的根将四处延伸争夺其他树的养分。其他树木将因此而缺乏营养，不能正常生长。家庭也是一样，如果一个孩子太过突出，势必影响其他孩子的成长。”如果忽略那个年代女性在家庭中的竞争力，我们可以直接把目光聚焦到与阿德勒紧邻的一个弟弟——马克斯身上。据记载，这位马克斯对享有盛名的阿德勒充满妒忌与猜疑，一直无法突破这层心理障碍，尽管阿德勒对他非常溺爱，但始终未能赢得他的感情。

现在我们知道，作为老二的阿德勒，生活在他那个大家庭中是多么压力山大：一方面他要与大哥奋力竞争，一方面又要面对紧紧跟在身后，更具竞争力的弟弟。而且，多年以后，同样的剧本在精神分析学会中，在他与弗洛伊德和荣格三个人之间似乎又重新上演。如果说荣格来自苏黎世，不常出现在维也纳，以至于他们的纠葛不会多，那么阿德勒对后来的一位维也纳小伙子——弗兰克尔依然没有好态度。

1927年，个体心理学会遭遇了精神分析学会曾经面临的窘境，阿德勒也处在了弗洛伊德当年的位置上。阿勒斯和施瓦茨两位医生宣布退出个体心理学会，并在维也纳大学的一个礼堂公开发表声明。礼堂后排坐着几个弗洛伊德的支持者，他们幸灾乐祸地想看阿德勒如何处理此事。可能是阿德勒比较敏感，一反常态，一言未发。反而，他让坐在他身边的弗兰克尔说几句。弗兰克尔当然是尽力调停，他说自己同意阿勒斯和施瓦茨的观点，他们和阿德勒的观点并无实质性分歧，应当为不同观点保留一席之地，但是弗兰克尔错在竟然称施瓦茨为“我的老师”，结果，阿德勒一怒之下命令他们全都离开。

弗兰克尔，这个22岁的青年，曾经舍弃弗洛伊德心理学而选择加入阿德勒的阵营，如今仍然落得被阿德勒无情驱逐的下场。不过，弗兰克尔就此免除了一个困扰，他再也不用担心别人把意义疗法看作“阿德勒派心理学中发展最好最成熟的理论”了。只有阿德勒才有资格判断是非，但阿德勒已经把他赶出个体心理学会了，要说话算话。日后，弗兰克尔的意义疗法被称为“维也纳第三学派”，他成了“老三”。

1926年，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方兴未艾，他不但自己发表了许多论文，还开始为其门徒的论文出版合集。他花在旅行演讲上的时间越来越多，甚至远赴美国。有时他也接受杂志采访，畅谈自己的想法。弗洛伊德和荣格等人1909年的美国之行没有给前者留下好印象，但阿德勒对于辗转美国大小城市巡讲异常兴奋。两次访美之后，阿德勒学术事业的重心逐渐向热情的美国转移。当然，他同时也没有放弃欧洲各国的活动。据说，他曾在一个月内辗转四个国家开始56场讲座，几乎每天来两场的节奏，有时不得不一天在两个城市间奔波讲课。

1937年，阿德勒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威廉姆斯学院的研讨会课程宣传单

阿德勒在德国柏林的演讲

阿德勒在斯堪的纳维亚的演讲

1937年5月24日到8月2日，阿德勒在英国安排了一个包括数场演讲及研讨会的行程。在前往英国的途中，他在荷兰的海牙为儿童研究协会还发表了一场演讲。就在那个晚上，阿德勒的医生接到他的电话，说他觉得自己身体不适，可能是心绞痛。梅洛医生与一位心脏科医生同往探视，疼痛症状得到缓解，心脏科医生建议他做全面检查并休息一段时间。但是，阿德勒仍在第二天前往英国，他计划在阿伯丁讲授一周的课程。不料，在演讲的第四天，5月28日清晨，阿德勒在阿伯丁大街上散步时，晕倒在地，尽管救护车及时赶到，但是心脏病发作还是夺去了他的生命。

阿德勒像是一个献身于伟大理想的使徒，对他而言，这是他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唯一救赎，为了推广发展个体心理学的理念而操劳过度，似乎也成了他的宿命。早在阿德勒首次去往美国之前，在离开伦敦的前一天晚上，他就做了一个有趣的梦。他梦见自己站在轮船的甲板上，轮船摇晃不停，海浪将船击沉，所有人都掉进海里，阿德勒拼命地向前游，凭着坚强的意志，不知过了多久之后，终于游上了岸。很奇怪，难道阿德勒不明白这个梦是在提醒他什么吗？

对于阿德勒的离世，弗洛伊德仍然心存芥蒂地说：“我无法理解你们对阿德勒的同情，对于一个从维也纳郊区走出的犹太男孩来说，死在阿伯丁这本身就是一个惊人的经历，这也证明他已经出人头地了。对于他为反对精神分析而做的努力，这个世界的确给予了他丰厚的奖赏。”

而我，只想对老二阿德勒说一句：“Too fast to live，too young to 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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