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久等了，这篇文章酝酿了我足足两个礼拜，实在是因为不想匆匆描述一番，枉费了自己读这篇论文时候的激动之情。

先来介绍一下 AOM，这是 Academy of Management 的缩写，特指“美国管理学会”，专栏读者中学医的朋友应该占了很大一部分，可能并不太清楚 AOM 之于管理学的分量，那么不妨换个角度来说说吧。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篇优秀论文，是从每年向 AOM 旗下杂志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投稿的数千篇论文中有幸得以刊登的 60 篇论文中，经一溜管理学大牛评选而确定的。完全可以认为，AOMJ 刊发论文的难度比肩 Nature、Science、Cell 发文，其优秀论文约等于以上科学杂志的年度重磅吧！

我读到的这篇论文题目是 The nonspread of innovat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professionals，原文洋洋洒洒 18 页，详尽论述了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证据显著的最新医学技术有些能得到顺利推动，而另一些却很难推动呢？

原文我也给你们找好了，要是不愿意看看原文，那么就随着我的解读来一场头脑风暴吧。

AOM 对这篇文章之所以有资格获得优秀论文称号是这么描述的：（本文）以医疗机构为切入点，致力于解决“为什么证据显著的最新医学技术有些能得到顺利推动，而另一些却很难推动呢”这一难题，文章详尽的调查方法和按论证节点进行的调整和优化，实为实证调查之典范。

AOM 显然是从方法论的角度背书了本品论文的优秀之处，实际上，本文作者又是如何操作的呢？首先是提出假设，作者在文章开头描述了调查之背景：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发现 8 项新式医疗手段虽然有着很强的医学证据，但是在推广普及形态上有着很大的不同，有一些成效卓著，为国家医保减少了很多浪费，但是另一些却并不怎么样反而收获不少抱怨，为什么在同一套管理体系下，会有如此不同呢？

作者们就此先行提出了两个假设：

其一，新式医疗手段的证据越充分，那么普及之路就越顺利；

其二，普及新式医疗手段的机构和人员越精简，那么普及效率就越高。

我们知道，循证医学（Evidence Based Medcine, EBM）已经成为了现代医学的基石，“常识”来说，如果某项技术证据充分（证据强度高），那么就认为这一措施是循证的那么它“当然就应该”成为临床的优选治疗措施。同样的，如果某项技术涉及跨学科和多流程，则定义为复杂程度高，而诸如仅仅是服药之类的简单措施则定义为复杂程度低（简单）。基于以上描述，NHS 推行的 8 项措施是这样的情况：

根据假设，理应推定左上角（阿司匹林预防心衰和低分子肝素预防血栓性疾病）的措施更易于推动，而右下角的（产后综合护理和理疗）似乎就不会那么乐观了。结果如何呢？来看真实的普及态势：

可以发现，论文开头的假设似乎完全落了空。请注意，事实上，技术简单且证据充分的“低分子肝素预防血栓”却并不容易推广，而涉及多学科且证据一般的“产后综合护理”却相对容易推广……更有趣的是，计算机技术虽然证据确凿，虽然负责一点，但是也不至于最难推广，但是现实真是悲剧……补充一句，你们懂的，国内有很多慢病管理 app 拿了风投，然而似乎现状告诉我们然并卵…… 风投原来不读书……

难以置信么？看似多么头头是道符合逻辑理念的阐述，都有可能失灵。面对并不友善的现状，本文作者们是如何应对的呢？他们接下来采用的方法被管理学界成为差异法（method of difference），传承自跨领域大师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其要旨是对比不同结果的案例，逆向推出差异的原因。

在本文的案例中，作者们选定了分别处于极端的 2 个案例（即“阿司匹林预防心衰”和“计算机介入预防脑卒中”）展开推演。我们来考察一下作者们的思路。

关于阿司匹林，作者们从两个层面来考察了其普及态势。一个是国家层面的，即国家 / 地区医疗政策是否倾向于推广阿司匹林的使用。答案显然是肯定的，原因有二，一曰阿司匹林采购价格低廉，二是操作层面上几乎没有门槛；另一个层面则是个人，这里作者又分别考察了两类人群，其一是患者，他们认为阿司匹林价格低能够负担且服用十分方便；其二则是医生，作者们首先从调查阶段（1996-1999 年）内的阿司匹林文献发表数量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此段时间内不仅阿司匹林相关论文的数量有增多趋势，且有关学术讨论会的数量也有增多，不仅如此，针对部分医疗机构的个案访谈也显示在以上背景下，有相当机构在变革者（change agent，一般是院长、相关科室主任）的推动下，就普及“阿司匹林预防心衰”组建了专项小组，衍生出一种医生 - 护士 - 患者多层面协作机制，责任划分十分清晰（医生处方、护士监测、患者执行），做到了各就各位，从而提升了效率，同时也避免了资源的浪费。

基于上述分析，作者们认为，从管理学角度来说，“阿司匹林预防心衰”这一策略至少顺利地跨过了两个壁垒，来自机构的政策壁垒和来自参与者的认知壁垒。跨过壁垒意味着职责的重新划分和价值的重新定位，这是措施顺利普及的要件。

另一方面，关于“计算机介入预防脑卒中”，理论上它当然是会给各方带来受益的，智能化减少了重复劳动，解放了医生，而患者则不必每次都预约自己的专科医生，怎么看都是好得很的一个措施…但是事实上却普及最为艰难。和“阿司匹林预防心衰”一样，作者们也首先尝试从国家 / 地区层面分析这一情况，结果是针对“计算机介入预防脑卒中”，推广者（文中案例为保险公司和相应的计算机程序外包公司）一开始就着眼于所谓的关键意见领袖（key opinion leader，KOL），而这些人与措施参与人事实上没有更多环节进行互动（文献、研讨会…），虽然 KOL 一定意义上也可悲视为变革者，但是这其中却横亘着机构的政策壁垒，且参与者类型的复杂性（多了比如保险公司和计算机开发公司）也决定了博弈各方价值定位的认知不清（参与者的认知壁垒）。上文说过，这两点是为措施普及的要件，所以“计算机介入预防脑卒中”的失败看来也不是无根之木。

在比较了 2 个极端案例之后，本文作者尝试将结论套用在剩下的 6 个案例中，大家不妨尝试自己分析一下，结论当然是政策壁垒和认知壁垒的存在导致了推广的不利。我们不妨设想一下自己身边的案例，比如上文我提到过的国内诸多慢病管理模式都没有站起来，除了政策因素，似乎也有社会认知问题的存在。

长期以来，我们似乎一直有一个印象，那就是专业机构比普通团体会更加倾向使用新技术和新措施，但是这篇优秀论文却告诉我们，也许这个经验性结论大概只能适用于单一组织，而一旦涉及多方参与的复杂人际网络，则可能涉及多个专业机构（比如上文的政府、医院、医疗人员和患者，还有所谓保险公司、计算机公司等等），这其中必然存在多种壁垒，如果产生职责不清、价值定位模糊，那么必然引发普及不利，在管理学上，各自为政的专业机构又被称为“自我封闭集团（self-sealing group）”，这当然是上文所述壁垒的必然结果。

实际上，这篇优秀论文包含的内容不止于此，更多细节和调查方法，还是请读者们自行阅读，本文解读若有不妥之处（必然藏了我的私货），还请理性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