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安放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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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的元宵节,我跟着小姨坐夜班火车去北京打工。那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也是第一次坐火车。那天的火车实在是太挤了,每一个角落里都塞满了人,我们挤上火车以后就没能挪动过,只能窝在上车的那个小通道里干站着。通往远方的路途一点儿也不浪漫,上车不久后我便吐了,就在那个狭小的过道里,但是没有人指责我,大家都安之若素地继续在那个充满异味的小过道里熬着,直至天明。

我的离家之路,从那一年起,一程又一程,再也看不到尽头。

总是在春天,总是我独自一人离开,去往同一个目的地,广东。

最早的时候,都是母亲陪着我从老家的寨子出发。

山脚下有一条公路,但是很少有车路过,出远门的时候大家一般都从后山走。经过三爷爷家的猪圈和厕所,再路过六爷爷家的茶山,走过小时候常玩泥巴的一个水塘,再穿越一大片无人的山林和田地,通过许多弯弯曲曲窄窄细细的田埂路,到达邻村地界,绕村而过会到达一条可以行车的大路,再沿着这条大路走上两公里,就可以到达镇上。

我们的小镇子很奇怪,一条街被拦腰砍成两半,一半属于冷水滩区,一半属于我们东安县,有各自的政府、派出所、学校,看起来无意义的分野实则对我们的生活有极大的影响,比如,我们的小学要上六年,而街那头的小学只需要上五年。从小到大,我无数次穿过那些山岭和村庄到达小镇的街上,只知道那条路是可以通往一个一分为二的小镇,再远一点就是大姨和二姨家所在的邻镇了。我不知道它还可以通往更远的远方,还有无数个分岔路口,而不论那条路有多长,终点在何方,要途径多少个路口,都只有我一个人自己走,母亲只能送我到车站。

湖南的春天多雨而湿冷,我一次次拎着清瘦的行李和沉重的心情去坐长途汽车,每次在车子开动的那一刹那,心里想的都是永远不要再回来了。这个地方有什么呢,并不亲切友爱的家人,脏乱拥堵的街道,塞满眼泪与争吵的春节。可是,外面的世界同样冰冷残酷。有一次母亲送我到市里,在去往长途车站的路上我哭了。我抱着我的行李袋一边走一边哭一边说,害怕出门,不想出去打工。母亲走在前面,整个背影都是僵硬的,她一边听着一边仍旧往前走,什么也没说。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说这些话了。

母亲依旧每次都坚持要送我,然而,我对此十分抗拒。她知道我的难过,我也知道她的难过,送我的路上,她要忍着难过,我也不得不忍着。我们心里的难过像一个锋利的钩子,随时要将对方刺破和绊倒。有一年我坐火车走,天寒地冻的火车站广场排满了一条条长龙,我叫她回去,她不肯,陪着我排队,不知不觉,天上飘起了雪,直到我跺脚吼她,她才恋恋不舍地回家去。吼她的那一刻,我的情绪堤坝终于崩溃,眼泪磅礴而出,她也一边走一边哭。我讨厌这样的场景,而它每一年都原样上演。

去年曾经看过一个关于春运的纪录片,几乎要哭得透不过气来。纪录片里记录了一对在粤打工的四川夫妇连续三年回家离家的过程,再通过他们,放大至整个庞大的打工者队伍。每一个细节都直击我心,那熟悉的广州火车站,熟悉的制衣厂车间,回到家里的陌生感,刚刚熟悉又要离家的伤感,独自在出租屋里想起家事时崩溃的眼泪……即使那些都已过去,却依旧常常在我心里翻江倒海。

结婚以后这几次回家都是自己开车回去,母亲终于没办法再送我一程,只能在楼下与我告别,因为有鲍先生在旁边,我们都克制各自的情绪,使告别维持在合理的氛围里。很多年里,我都在企盼着有一天能与母亲微笑着道别,彼此心中都没有沉重的担忧,可总是事与愿违。

这一次,我走的时候母亲牵着侄女送我到楼下。鲍先生发动了车子,我们检查着各种物品以防落下,找来找去发现一个充电器不见了。找了半天没有找到,鲍先生突然发起了小火,埋怨道:“我不是叫你把这东西收好嘛!”我紧绷的心里瞬间雪崩,而母亲在旁也已经变了脸色。

我曾十分强硬地要求过鲍先生,不可以在我母亲面前对我大声讲话,不可以让她看见他的臭脸,不可以在她面前对我发表愤怒、责备和嘲讽。因为母亲实在太过脆弱敏感了,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小插曲就可以让她担心好久,担心我们在路上吵架,怕我日常也这么受他的气。这一次回家鲍先生一直表现得很好,谁料到在最后五分钟却破了功,他后来也意识到那个小火实在发得不值当,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也只能这样了。

这一天我们只开了两三个小时,到达耒阳跟一个朋友会合,并在耒阳留宿一晚。

晚上,朋友请我们去耒水的船上吃河鲜。

也许是因为坐船危险,来用餐的大多是年轻人或中年人,基本没有老人或小孩。

饭吃得差不多的时候,我起身出去溜达。我们所在的这一侧船舱只剩了两间包厢有人,除了我们以外,斜对面的包厢里坐了一大桌中年男人,酒到兴起吵嚷不休,个个脸红脖子粗。他们对面的包厢里却坐着一个老人。她面朝门口一动不动地侧坐在椅子上,人极瘦,一只胳膊撑在桌面上支着脑袋,头无力地低垂着,短发,身子微微佝偻着,并拘谨地紧缩成一团,仿佛生怕多占了地方,尽管她所在的是一间空的包厢。屋里没有开灯,看不到她的表情,河水的推送让船身微微地颠簸着,她就那样雕塑一样坐着。

我没敢多看便匆匆走过,但是已经被那个黑暗中的身影瞬间击中。不知道她是船老板的家人还是他们所请的工人,在等着客人走了收拾包厢或者是洗碗?还是前来用餐的客人,因为觉得包厢里太过吵闹而独自坐在这里静心。她在想着什么?担心家里某个病人?为不听话的儿子而焦虑?或者是担心着女儿不幸福的婚姻生活?……

她让我想起我的母亲。我长居两千公里以外,三年未归,也不过只在家里待了几天便匆匆离去,她的心里一定是很难过的。而这难过无法对任何人诉说,更不可能告诉我,只能在家务之余独自坐在房间里静静地将它咽下。

想到这里,我便忍不住泛起了泪。虽然我们都努力地平静与对方告别,而这场眼泪,始终是免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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