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2008 年的这段时间，大学本科就业的「鄙视链」的顶点已经从早先的「四大」（指普华永道、德勤等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到后来的外企（指 P&G、壳牌、Mars 这些国际化的消费型企业）的管理培训生，来到了「投行」。其中标志性的事件，应该是证监会在 2004 年 12 月批准了高盛集团在中国组建合资的投资银行，也就是后来的「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进入中国不久后，以高盛、摩根士丹利为代表的外资大型投行们就开始实行了所谓「Global Pay」的薪资制度。也就是，不管你驻扎在哪个城市——伦敦、纽约、香港还是北京——front office（前台部门，基本上指直接创造收入的部门，比如 IBD、Trading 等等）的 entry level （指刚一进入公司的入门级职位）的年薪都是基本一致的。在那个年代，这个数字大概是 8 万美金左右。

于是，在拿到 offer 的时刻，一个之前月生活费只有七八百块钱的普通大学生（那个年代真的够花啦），就一跃成为了每个月可以挣 4-5 万人民币的职业金领——这还只是基本工资。如果你对那个「黄金时代」有所了解的话，当其他行业还在探索「十三薪」或者「十五薪」的奖金制度的时候，投行在年底就可以发出睥睨众生的 12-36 个月的奖金来——具体数额视当个年度整个公司和你个人的表现而定。所以，如果你来自于一个普通家庭，大学毕业进入投行工作，可以称得上是一次小型的「阶级跃迁」。

当年外资投行对员工「血统」的执着程度人尽皆知，不管是在美国英国还是中国，每年毕业进入投行的学生一定都来自于全国最好的大学。美国的常春藤 + 斯坦福 +MIT 是标配，在中国一度只有「清北复交」的学生有资格入选。这个状况直到 2008 年以后第二波互联网浪潮兴起，很多名校学生转战硅谷和互联网行业之后才有所改变。时至今日，硅谷能给毕业生 10-15 万美金年薪 + 期权的公司已经比比皆是，弄得华尔街的老牌金主们也纷纷开始提高基本工资和减少员工加班的举动，不过这是后话了。

对于这些学生来讲，这是一次实实在在的，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绝佳实例。中国的高考难度人尽皆知，能考入清华北大的都不是等闲之辈，而投行每年又只在这几所学校遴选那么几个可怜的名额......最终能进去的，无一不是机遇、实力和运气共同作用的结果。但终究，寒窗十数载，算是有了一个非常完满的结果。所以这些人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是教育的拥护者。阶级的跃迁、生活环境的改变、人脉圈子的升级，让「知识改变命运」的逻辑深深地镌刻在了 TA 们的心里。当然，这个逻辑在当今中国是否仍然成立，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突如其来」的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还带来了其他事情上的一些冲击。大学时候一个学期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几千块钱买的一台相机，工作之后一个月的工资就可以买上三台。这种「挣钱 >> 存钱」的财务观念，也会伴随这个人群相当长的一段时间——TA 们相信：如果你对自己的未来有所期待，就应该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事。而不是攒钱到天荒地老，然后有一天发现，该做的事没有做，存的钱好像也不值钱了。投资自己永远是最重要的。

然后，你自然开始尝试一些「符合自身阶级」的事情：登山、潜水、冲浪或者不太低 buy-in 的德州扑克......直至你发现哪个好像都不真正喜欢。工作提供了高级餐厅和五星级酒店的出入权，让你又习惯于将生活维持在某个水准之上。想起描写次贷危机的电影《Margin Call》里饰演 Sam 的凯文·斯派西说：（为什么赚这么多钱还不够？）……因为我真的很缺钱啊。要交好多房子的房产税、老婆要购物、孩子要上私立学校......

另外，当你得到了远超社会平均水平的回报时，心里总会隐隐有个声音是：「我真的有这么好么？我真的配得上别人付给我的报酬么？这样的状态能持续么？」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 imposter syndrome （冒充者综合症）说得就是这个现象。如果你在高盛，别人自然高看你一头，而如果离开了呢？ 「狐假虎威」的阴影会一直如影随形，直至你离开的一刻。

所有这些东西，都无形中推高了 TA 们选择的机会成本。在这个行业里，我看过太多并不开心，但又无法离开的人们。Ayn Rand 说，自由的定义是「To ask nothing. To expect noting. To depend on nothing.」（无所求、无所待、无所依）。当无法舍弃太多的时候，你就失去了自由。

最终，一切又回到了那个著名的斯坦福 MBA 的面试题：What matters most to you, and wh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