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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 Lens 采访过的街拍 6 年的摄影师刘涛，详见以下：

如何评价 Grinch1982（刘涛）的合肥扫街作品？ - Lens 的回答

刘涛：在街头拍好玩儿照片的抄水表工 - Lens：登上《时代周刊》的抄水表工刘涛街头聊街拍 - 腾讯视频

@Lens · 重逢岛 最新采访了中国摄影师陆元敏，还有摄影师安哥，他们分别是上海和广东很重要的摄影记录者。可以先看视频，接着还有关于 2 位摄影师的详细图文：

陆元敏：不摆样子的照片最有意思 - lens/ 重逢岛 - 腾讯视频

安哥：希望好人不要总是被压抑 - 腾讯视频

▼ 陆元敏

他照片中的上海，没有物欲横流，只是个埋掩时间中的恬淡之城

总结自己这 60 多年来的生活时，陆元敏引用了作家余华写过的一个故事：20 岁出头时，余华在一个南方小镇医院里做牙医，午休时，他常能看到县文化馆的人在大街上游手好闲地走来走去。有次余华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不工作？”对方答曰：“我们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就是工作。”余华心生羡慕，从此加紧写小说，希望也能调到文化馆去。

陆元敏，便是余华笔下那种“游手好闲”的人。

陆元敏自拍

陆元敏 1950 年出生于上海，少年时代，用他的话说，“学习不太好，如果可以就逃学在街上走”。17 岁那年，他作为知青到上海近郊的崇明插队，种地之余画毛主席像，后来又去放电影。1976 年回到上海，“有单位来招人，觉得你会放电影，大概也会拍照”，他于是被招进上海市政研究所做摄影师，拍一些工程照片，“就这样拿起了照相机”。

拿起相机，心里就有了拍照片的渴望。但那时单位的胶卷要全数上交，不可能随意拍摄，加之性格腼腆——“如果需要和人打交道，我就放弃了，不拍了”，于是他有十余年之久，都不知道该拍些什么。直到 1989 年前后，“有一天突然想明白了。感觉拍照片不需要总是打起精神来，要面对自己熟悉的人，有自然的状态，才可以拍出比较放松的照片。”

陆元敏的一位同事，“她穿上了她妈妈的衣服，重温一下妈妈当年的样子”。

找到感觉后，一有空，他就开始往家人、朋友、同事和邻居家里跑。“比方说遇到一个朋友，我就问问看：‘到侬屋里来拍张照片好哇？’人家讲：‘好呃，好呃。’就去了。如果有难度就算了。”这份腼腆，倒让他无意中记录下了上海在经历彻头彻尾的现代化改造之前最后的恬静岁月。

“可以看到我是闯进人家家里的——后面的人还在睡懒觉呢。”

“那时候朋友上门是不用预约的，门铃都不用，到了楼下就拉开嗓子喊。”陆元敏说，“有时候家里长辈会说：‘哎呀，家里很乱，你来拍干嘛。’但是杂乱才有家、才有人的气息。”竹饭罩子、外国美人挂历、搪瓷刷牙缸、美加净牙膏、褪色的 404 毛巾……“我就想表现一个普通人周遭的环境，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是平淡和乏味的，我想在这固定不变的乏味中寻找乐趣。”他曾说。

有人误以为他拍的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上海，其实，“那时候上海的住房条件还很困难，我们这一代通常和上一代生活在一起，老早点家里要是有长辈，你是不敢扔东西的。这个环境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你家里的所有摆设都是你上一代的，年代上就产生了一种模糊感。”

40 岁出头的陆元敏于老宅中

陆元敏自己也是这样。他出生于襄阳南路的一栋老房子里，一直在那里住到 50 岁。他和哥哥都在老宅里结婚，“一家人变成了三家人”。后来人搬走了，家具还从老宅里搬出来继续用，这种生活的层次感陪伴了他很多年。

那个时候的上海，找不到如今匆忙而瞬息万变的感觉。其实对陆元敏来说，“我从来没觉得上海是个节奏很快的城市，这个节奏在哪里，我体会不到诶”。他把自己拍摄的这些同龄人，称为和他一样“不太努力的人”。“上海像这样的人也还是蛮多的。当时这批人的生活条件和我差不多，年龄、环境也差不多，都不是老求上进的人……社会在变，但你总归还在一个自己的天地里。”

印象中，陆元敏这辈子只为自己主动争取过几件事：一是 1982 年，他想办法调到吴淞区文化馆当了“群众摄影辅导员”；另外就是 1989 年，当时身边有几个同事准备出国，“我也想变动一下……但只是从一个文化馆到了另一个（普陀区）文化馆”。

“这份工作特别清闲。”陆元敏至今说起来还有些不好意思，“有时打完卡我就出来拍照……我是占了工作的便宜，还老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因为每天都到岗。”上下班路上他要穿越苏州河，“我就以那个点为中心，今天向西拍，明天向东拍。”

苏州河的船上人家

“都说苏州河是上海人的母亲河，实际上它只和居住在旁边的人发生关系。人们洗衣服、拣菜都在河边，因他家里环境可能比较拥挤，难得有个开阔的地方舒服一下。那时上海的钢铁厂、棉纺厂都在旁边，河上还有船民，运菜运建筑材料……这种地方特别杂乱，特别自由，就像拍照的天堂。”

苏州河拍了五六年时间，直到“1995 年左右，（苏州河）开始变化大起来，好像面子工程一样，都弄成花园。”到了后来，那种杂乱居然一丝不剩了。

陆元敏自己的生活也慢慢起了变化。2000 年，他离开老宅搬到闵行区的新房，“门口有条十号线，像旅游线路一样：淮海路、南京路、四川路啊，可以走得比过去远一些”。2010 年他退休了，“特别开心，本来就是不想负什么责任的人，（现在更是）什么事情都不用担心。”他的照片好像变得散乱了，抓取了上海的各个片段，“本来就没什么题材，所以也没遇到过什么瓶颈”。

奶奶和姥姥，带着放学的小女孩

他觉得上海越来越难拍了。“过去各个区各有特色，现在大家越来越像，在这个地方和在那个地方拍没什么大的变化……现在人的防范心理比较重，假如拍一个摊贩，你一拍照片人家就以为你在怀疑他的脏乱差，其实只是你对他的生活细节感兴趣而已。”他举了个例子：“过去就算在棚户区，大家也尽可能美化自己的生活，比如在窗台上摆盆花，从中可以看出妇女过日子的痕迹。现在都是来做生意的人，这样的细节也消失了。”

“上海不怎么下雪，但是我的照片里有很多雪景。可能是因为一下雪就很兴奋，跑到大街上拍照吧。”

对此，陆元敏倒也没什么抱怨，那些消失了的东西，“找不到，我也就不再去找”。最近出去拍照，拍摄一栋老房子，一个邻居火气很大地说：“都是你们这帮人，说要保护，搞到我们还不能搬迁，结果你们倒住在新房子里面！”陆元敏说到这里哈哈大笑：“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

▼ 安哥

安哥是 80 年代以来的广东最重要的摄影记录者之一。

“文革”中，他下乡当知青，在西双版纳待了 7 年。

1975 年回城，去了广东，做了四年工人。

“知道真正的生活是怎么回事。”他对 Lens 说。

在这之后，安哥成了一个摄影记者。

“回想起来，觉得哪段生活都不可缺少，对塑造我的性格这些都有好处。我妈也跟我说：‘谁笑到最后谁最好。’所以，我这种持之以恒的劲头是挺足的。”

“以前的媒体所登的照片，除了领袖英雄模范，就是工人加机器，农民加土地，很四平八稳，都是宣传政治运动。”

安哥做了记者后，就希望去拍摄、报道普通老百姓。

但他有一个立场：如果没办法和这些人沟通，他就不拍。

“因为我当知青的时候，《解放军画报》、新闻电影制片厂也来采访我们，摆拍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画面。我们在光着膀子干活儿的时候，男孩女孩那种青春的活力，他们根本不拍。”

他就觉得这种采访，根本没有了解那里的生活，和一个人的酸甜苦辣。

当时，在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安哥可以早一点看到许多世界大师的作品。“包括巴尔扎克的小说，反映他的那个时代，就像我们这种刚开放的时代，外省青年来到巴黎的那种生活、那种感触，这些对我的摄影都有很多影响。”

“改革开放以后，生活在邓小平时代的时候，大家就是那种兴奋的劲儿，有希望了，生活改善了，大家就会觉得它美丽。虽然它未必就真的美丽，但它起码是有理想、有激情，这也是一种美。”

那个时候，安哥都是骑着单车去拍照。这样，他可以东张西望，观察，看到感兴趣的可以立刻抓拍。出去旅行，他也尽量乘坐公共交通。他要始终接地气。

“反正我们这一代人生命力还挺强，永远在死死地咬住生活。搏文凭、带孩子、穷打扮、努力上进，还拍照片。拍出我们与命运搏斗，抢回青春、抢回爱情、抢回生的权利、抢回知的权利的那种阳刚之气……”

▼ 安哥解说他镜头下的八九十年代

“80 年代初期，当年我在南石头上班，每天也是推着单车过桥，在这过程中我可以观察，看到戏剧情节，马上抓拍。很多广州人当年什么样，都在这张照片里。”

“这个是第六届全运会，大家在天河体育中心买球票，怕别人插队。这个（排队的方式）也是一种习惯了。1949 年摄影大师布列松来拍中国的时候，正好是在解放上海之前，上海人在银行提款，那些人也是这样（排队）。后来 90 年代我拍广州火车站，买火车票的人也是这样抱着，怕人插队。”

“当年知青大回城以后很多人在谈恋爱。珠江两岸的栏杆每天晚上都是排得满满的，一对一对挨着，互相也不影响。我们那时候回工厂上班的时候，老妇人就说：‘喂，昨天有没有去江边霸位啊？’可惜当时没有拍到，主要是因为我也身在此山中。”

“这是第二届大龄青年集体婚礼。1983 年举办第一届的时候，单位发稿是发不了的。但到 1986 年的时候，北京搞了个影展叫“十年一瞬间”，他们来选片的时候把这张照片选上去了，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览的时候很轰动。《大众摄影》拿这张照片做题图介绍这次影展。”

“那时候在城市里跳迪斯科还属于自由化，但老山前线的战士已经开始跳迪斯科了。”

“1987 年，广州开始流行在街头烫头发。”

“1985 年春节前，在解放路的回民小学举办了首届“羊城青春美大赛”，男的女的来了 400 多人。这是初赛。我拿去单位发稿，我们摄影部主任说：“这不好看吧。这是小学校里面，将来到决赛的时候到舞台上那多漂亮。”我说：“这个才有特色嘛。”它是很实在、很有时代特点的。后来试着发出去一张，香港、澳门六家报纸同时采用。”

“这个是小巷婚礼，那时候广州刚开始有花车接新娘。我单位的办公室就在楼上，我正吃中午饭呢，楼下一放鞭炮我就把饭盒儿扔下，拿起相机就冲下去，我就想拍花车接新娘。我一直追到胡同里边拍，拍了一圈儿，一直拍到大街上他们上了花车。这张是我最喜欢的，很有戏剧情节。右边的市民还有点不屑的感觉。他在让路，巷子太小了。”

“这是在泰康路后边的高第街。那时候知青回城很多人没有工作，后来广州市政府采取一个政策：知青回城没有工作的可以在家门口摆小摊维持生计。这是高第街的小贩，她躲在柜台下边东张西望。我拍她的时候她挺紧张的，我问为什么，她说：“怕同学看到。”那时候如果有同学能分到单位，分到国营工厂的就觉得有面子，像她这种当个体户的就没面子。那时只许在家门口摆摊，她卖一些香港来的服装。没想到再过一两年，全国倒服装的进货都到高第街来，高第街成了全国最有名的（服装）集散市场，他们就是第一批发达起来的。
过了十年以后，中央台一个摄制组要拍《新中国》。导演就拉着我再去高第街找这个人。我找高第街工商管理的在那一段找到三个还是四个大姐，都四十来岁了，胖胖的，大耳环，大金项链。（她们）特高兴，完全和当年害羞、害怕那种心情完全不一样。”

“这个是 1993 年，在大兴安岭的女工。我们在跟她问路：“到漠河怎么走？”“你们是哪儿？”“我们是记者。”“那给我们拍个照片！”那时候天很晚了，我赶快拿起相机来，一抬头拍就成这样了。其实我觉得也很有时代感，那时候最新的挂历都是这样的。”

……

现在，“全国各地都是一样啊，就不敢去了。变化太大，变化又太相似了。但我还是尽量去拍当地的人，还有他们和这个时代的关系。”

“我的信念还是好人多吧。到最后还是希望好人不要总是被压抑、被欺负，希望有这么一个社会吧。”采访的最后，安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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