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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女，一个背负着故事、骂名与伤痛的词语，一个处于社会歧视链末端的非主流群体。
仅仅是在几十年前，你对她们的印象，还停留在“淫词艳曲十八摸”，“大爷快来玩儿”的风尘形象。女人们用最恶毒的语言为她们盖棺定论，嫖客们则用暴力手段来彰显男人的优势。《太平轮》中章子怡扮演的失足女于真，不仅被吃霸王餐占尽便宜，还被重重的耳光和羞辱的言语打脸，像这样戏剧化的情节，在现实世界，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
电影《太平轮》剧照
迈入21世纪，随着女权主义的不断崛起，公众开始用“性工作者”这样温和的中性词，去取代有明显贬低意味的“婊子”和“卖淫女”；有学者梳理近三十年的新闻报道，发现媒体将她们总结为“受害者”、“失足女”、“待拯救的弱势群体”；今天，性学家李银河将西方“卖淫嫖娼非罪化”的观点引入中国，并拥有了大批支持者；就在12月18日，马其顿的性工作者们上街公开游行，纪念“国际终止对性工作者的暴力日”。
一个容易发现的转变是，社会对于“性工作者”的包容度正在不断提高，不仅嫖客在事后烟的过程中，喜欢打听她们独特的人生故事，并施以同情，就连文人、法律工作者和人大代表，也为保障她们的基本人权而提出各类议题。
▌“婊子无情”到有情
自古文人妓女多纠葛，不得志的才子寄迹于青楼，流连与北里。在这里，文人士子尽情享乐，可以不顾社会伦理，家庭责任，不仅弥补了心灵创伤，还激发了创作激情。
所以长久以来，好或坏的妓女形象，深刻沉淀于各类文学作品，其重要性甚至远超良家妇女。叶凯蒂认为，文人与妓女“相互定义”。胡适曾直接地指出，“近人的小说材料无非三种，一种是官场，一种是妓女，一种是不官而官，非妓而妓。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大内密探零零发》如花剧照
正是因为文人与妓女母题的滥觞，所以“婊子无情”和“妓女有情”的形象作为一种悖论，成为不同时代的隐喻。其背后的成因，不过是话语权掌握在谁手上。
才子遇到平常的薄情妓女，便写出讽刺。
“青楼之辈以色侍人，以财利己，所知惟谄，不知其情。”清代文人俞达写《青楼梦》，提示风月场合的逢场作戏。姜夔在《扬州慢》有言：“青楼梦好，难赋深情。”嫖客也有打油诗，用“进门笑嬉嬉，床上好夫妻，一夜知心话，穿衣各东西”这样滑稽的打油诗，来表现嫖客与妓女的简单关系。
《武林外传》由杜十娘演绎出的扈十娘
才子听说离奇的痴情妓女，便写出传奇。冯梦龙在《警世通言》中描绘的杜十娘，有情有义，怀揣从良的美好梦想，苦苦攒下百宝箱，并寄希望于嫖客中能有一个好郎君，能帮她赎身从良。然而没想到遇上李甲这等渣男，竟打算将她转卖他人，一瞬间如雷轰顶，受尽屈辱，便怒沉百宝箱，自己也投身于滚滚江涛。
《霸王别姬》菊仙剧照
类似借有情妓女讽喻的作品，还有《霸王别姬》里的菊仙之于段小楼，“君王情已尽，贱妾何聊生？”看清段小楼的菊仙上吊自尽。《胭脂扣》中的如花之于十二少，“凉风有信，秋月无边。思娇情绪好比度日如年……”如花跨越生死等待十二少五十年，有情反被无情误，真可谓最痴情的“生死绝恋”。
我们可以看到，文人们在对妓女施以同情之时，更多的是一种反讽。其背后的潜台词，不过是“妓女如此有情，男人却如此薄凉，礼教却如此封建，社会却如此荒唐。”
《胭脂扣》如花剧照
实质上，痴情妓女万中无一，文人们用最戏剧性的手法来塑造一个痴情妓女，再为她们的爱情蒙上一层悲剧主义阴影，而小说的重点，永远是隐藏着的社会背景，而非苦等五十年的如花，自杀的菊仙，投江的杜十娘。
在这里，妓女从男人享乐的工具，转换为文人讽喻他人的工具，在大部分人的认知里，妓女依旧是不道德的存在，作为一个群体，她们依旧声名狼藉。
▌妓女的救赎与自我救赎
关于对妓女的救赎，永远围绕着从身体肮脏，到精神圣洁的转变。
明代有柳如是这样的才貌双全的妓女，明亡之时，以身殉国。徐天啸评价她“其志操之高洁，其言辞之委婉而激烈，非真爱国者不能。清末有妓女赛金花保护京城，人称“议和人臣赛二爷”。
《金陵十三钗》玉墨剧照
妓女变身英雄的自我救赎，在一些电影中也不乏戏剧化演绎。如陆川导演的《南京南京》中，艺妓小江自愿站出来牺牲自己保护她人。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中，红菱说：“都说‘婊子无情婊子无情’的，明天我们姐妹也去做一件有情有义的事”，真是看得人眼泛泪花。
导演把她们作为宏大叙事中泪点的同时，帮她们完成从肮脏到圣洁的“救赎”。同时，还借这些侠妓进行反讽，告诉这个国家的政治家和男人们：处于下九流的歌妓娼优，在民族危亡之际用香肩担当道义，转行救国救民，做的比你们不知出色到哪里去，而你们又怎么好意思苟且偷生？
可见，出于主旋律文本诉求的需要，或许才是小说家把妓女塑造成英雄的根本目的。
所以，对妓女的救赎，从不是依靠文人虚假的形象塑造，终究还是要靠她们自己。今天，妓女们走上街头，勇敢的为自己争取权利，性工作者们为自己争取中性称谓，举条幅在街头游行，努力终止性暴力。
2016年5月，曾经的性工作者Toni Mac走上TED进行演讲，讲述性工作者的权利保障。
她提出卖淫的全面犯罪化让她们无法从良，因为没人会雇佣妓女与妓女需要钱本身就是矛盾。有些妓女并非自愿为妓，很多遭受拐卖的女孩，身体有缺陷却无法治愈的人群，一无所有的她们不得不成为妓女，而在遭受殴打、死亡和当妓女苟活之间，大部分人也会毫不犹豫的选择后者；她们呼吁的妓女去犯罪化，也绝不是要求合法化，她们只是在争取最基本的权益。
李银河曾就“妓女和二奶的区别”这个问题做过一番论述，她认为二者本质都是以性服务作为买卖的标的物，其中的差别，不过是一个批发，一个零售。但奇怪的是，在对待妓女和二奶的态度上总是存在双重标准，人们对妓女的憎恨和讨厌程度远超二奶，但是妓女却要永远打上卖淫的钢印。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这个大胆谈性和约炮盛行的年代，如果妓女们仍旧游离在社会边缘，抢劫妓女等于以暴制暴的逻辑仍然流行，从妓仍然完全犯罪化，那这些年她们的悲惨际遇，和文人为她们塑造的光辉形象，岂不是犹如废纸一张，早该付之一炬？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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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高莺. 《南方周末》2000-2012年性工作者媒介形象研究[D].苏州大学,2013.
[8]TED May 2016 Tonic Mac：the laws that sex workers really w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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