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滨三年展《漂流的教室》的展会现场
“此处是世界尽头，而世界尽头不通往任何地方。”
大阪向南终结于釜崎(kamagasaki)，一个无法在地图上找到，也没有具体地域大小，甚至没有存在实体感的地方。花五分钟穿过一条飘荡着怀旧歌声的隧道进入新世界（大阪地名），随意采访一个正在大啖炸串的大阪人，向他打听釜崎在哪儿：“釜崎？是在京都吧？”
釜崎， 像是幽灵一般，没有人搞得清到底哪些地方能被叫做釜ヶ崎，在寻找便宜住宿的外国旅人眼中，这里是JR大阪环状线上换乘人流量最大的新京宫站；在这里无论怎样抬起头，都能一眼看到大阪甚至日本最高的超豪华阿倍野HARUKAS；对于政府来说，这里可以被称为“爱邻地区”，对于大阪人来说，这个地方也许可以叫做“动物园”、也许可以叫做“通天阁”，但更多的时候讳莫如深。釜ヶ崎像被放逐到虾夷的犯人一般，以彻底除名的方式，被社会选择性彻底忘却。
釜崎是日本最大的贫民窟，约0.62平方公里的核心区域上游荡着不少于四千名无家可归者（homeless）。这里男女比例极度失衡，人口平均年龄高达58岁。这些数据在电脑上看起来时没有实感，但当我在cocoroom门口站了快半个小时，惊奇地发现我是这条街上唯一年轻的女性时，我开始意识到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了。
贫穷，死亡，犯罪，暴动……如是而已。
快十一年过去了，釜崎的变化跟2003年上田假内代小姐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区别并不大，只是在又一波经济危机之下，这个地区在白天的时候更加寂静的可怕，而数据上现实釜ヶ崎在版图上有扩大的趋势——“别的地方的流浪汉也时常跑过来了，因为这里的酒更加便宜，更加缺乏管理。” 上田小姐带着我们在釜ヶ崎街道上边走边说。路过一家黑洞洞的居酒屋，碰上了正在路边晒太阳的流浪汉们，他上下打量身着和服走在前面的上田小姐，眼神让我浑身发麻。我赶了几步走上去问：“那在这里十多年了，你不会害怕么？”“怕啊！当然会怕的啦！在我们这个地区随便提个什么议题大家都要吵好一会儿，但是对一件事情是绝对没有异议的——拒绝毒品。快，把你的相机收起来吧。”上田小姐微微一笑。
做贫穷生意的人为无家可归者提供了有偿的锁柜
在2003年，政府为了改善“爱邻社区”的环境，活化如死水一潭的经济，让一批艺术家进驻了离釜ヶ崎只有五分钟路程的一栋烂尾楼，而这个计划在2008年大楼公开拍卖大楼后停止，艺术家们也被从这里赶了出去。“我并不是大阪人，我们来到这里也只是因为政府给了我们一个平台做我们自己的东西，现在这么十多年过去了，还留在这块地方的人也就只有我了。当时我其实没有想要做NPO机构（无盈利机构）的，毕竟我是个诗人，但是我天天看见我们周围有很多流浪汉、无家可归的人，但大阪人自己却像是看不见他们一样，我就这样起了兴趣。”
上田假内代小姐是我们本次要采访的釜崎艺术NPO机构（非政府组织）Cocoroom(心与声音及语言之屋)的主要负责人。Cocoroom的名称由都含有“Co”发音的词语声音（coe）、语言（cotoba）和心灵（cocoro）组成，代表着他们理念：Cocoroom每天都在试行通过表现而培养自立的·自律的和成为社会·地区解决问题的桥梁活动。一边关心无家可归者·残疾者·失业者等社会群体，一边在探索理想的“新的公共组织”中的三大要素——带着勇气和责任去表现和实现为目标的“声音”、准确传达和探索为目标的“语言”和针对未来自立和自律为目标的“心灵”，作为心的种子，去实现记忆和场所所带来的力量。
Cocoroom除了是NPO组织的名称之外，还是上田小姐开在釜崎商店街上的咖啡茶屋的名字。隔着窄窄的街，对面是“过来！媒体中心”——一个半开放式的小店，店外摆满了琳琅满目的二手物品，店里有台小小的、上了锁的电视机，不断不断地放着五十、六十年代的日语老歌。
过来！媒体中心外面看上去就是一家二手店
Cocoroom的酒水的收入是它维持运营很重要的一部分
啊，那真是釜崎的黄金时代。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给大阪带来了世界博览会的举办权。为了修建起巨大的场馆和进行基础建设，釜ヶ崎一度从一个只有四五千人聚居的小街区膨胀到了一个容纳两三万短工聚居的“栖息地”。原来明治时期的双层简易旅馆已经容纳不下这么多的人，釜崎修起了如香港公屋般的高层廉价公寓来容纳这些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们。政府为了给短期工发放医疗保险，不得不建起了一栋巨大的社会保障中心来容纳上万的工人排队领取医疗保险。而今日，人去楼空的社会保障中心成了一栋容无家可归者白天休息的，如鬼屋一般的建筑。这里昏暗，空气中飘荡着一股若有若无的刺鼻气味，流浪汉们蒙头大睡，偶尔有醒着的，会在我们走过时下意识地仰起脸，露出凶狠的表情。
除了Cocoroom的创办人、负责人之外，上田小姐还是釜崎地区自治委员会的主席之一，是大阪地区艺术理事会的会员，在2008年政府收回烂尾楼后，上田小姐对换一届市长换一次文化政策的做法无可忍受了，与志同道合者组建了艺术理事会（Arts Council），参考英国、新加坡的模式，为大阪具有长期发展意义的文化政策研究建言献策。但是说到头来，上田小姐最上心的还是cocoroom。今年，她带着釜崎的50位老人，参加了今年的横滨三年展2014。
横滨双年展今年的主题是“华氏451度的艺术：驶向忘却之海”（sailing into the sea of oblivion），展期为期三个月（2014年8月1日~2014年11月3日），正好今年是横滨的2014东亚艺术城市节（Culture City of East Asia），所以横滨这白与蓝构成的城市连海风里都带着艺术的气息。
“华氏451度”的概念来自雷·布拉德伯里创作的科幻小说《华氏451度》，而第五届的横滨双年展将大展化为一本书的模式，甚至在展会闭幕的那天，还真如那本天杀的未来小说一般烧掉了专门由Anna Akhmatova/Elfriede Jelinek/Vera Miliutina/志贺里江子、Shiga Lieko及横滨三年展艺术总监森村泰昌为这次展会制作的“世界上唯一的一本书”以致敬雷·布拉德伯里于1953年发出的那个预言和我们所要面对又极度否认的未来。
与常规的三年展和双年展不同的是，横滨双年展2014展出的并非近年或最前沿的艺术作品。“我从来不根据一个艺术家是死了还是活着来挑选作品，我在乎的是哪些作品、艺术家对现代社会是有价值的。” 今年的横滨双年展的艺术指导由从来没有做过策展人的艺术家森村泰昌担任，视角也是全然不同的。“艺术家的视角和考虑方式与策展人是完全不同的，至少我是根据我的灵感来选择艺术品，我受到的局限也相对来说小一些。策展人在选择作品前会做大量的调查研究，最后作出决定。我不是要说这种方式不好，因为这是办展选展品的最优形式。但是我是艺术家，用艺术家做艺术的方式来选展品也是挺不错的。”
第二章：初见漂流教室（Encountering a Drifting Classroom）展现的是cocoroom在2012年凭着“想学的人一起学就是大学”的理念再整合多年的讲座、教学资源办起来的“釜崎艺术大学”的情形。（Kama Gei）我一开始非常诧异这种形式：墙上、天花板上都是老人们留下的墨迹和如稚童的画作；远处的电视机中播放的是老人们合唱课的情形，歌声一直传的很远很远；场地的中间重现了cocoroom铺着榻榻米的日式客厅——我看看其它展厅那些高度概念化的天价现代艺术品，又看看cocoroom，虽然心中澎湃，但仍然无法认同这就是个艺术品。
“我不能评判‘釜崎艺术大学’是一件艺术品还是艺术，但它确实是一个‘创造性活动’。而且，它究竟是不是艺术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创作’确实非常引人注目。虽然专业艺术家能够创作出高雅且高质量的作品，但他们的作品里面仍然会缺乏一些如’创造的本源’、’’之类的东西，但这些东西我觉得釜ヶ崎艺术大学都有，我为它表现出来的那种纯粹的存于创作早期的创作诉求震撼了。”森村泰昌先生这样回答我的疑问。
艺术是什么？在传统观念里，艺术是高大上，是阳春白雪，是永远走不下神坛、永远只属于极小一部分精英人群的游戏。但在上田小姐的角度看来，艺术即交流，即是表达自己的想法、表达自己的存在、与他人进行交流，其中，最重要的是人与人的关系。“艺术中要有艺术家的想法、交流的空间、身份的循环性、对话的条件，最重要的是它是花时间做出来的。在艺术中一切都是流动的，观众的身份与艺术家的身份是互动的，而不是死水一潭。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而这种身份是固有的，难以突破的，因此它也为我们造成了沟通的困难，但是艺术，应该要能做到把这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融化掉。”
为一个已经内化、封闭的环境提供一个交流空间是否是一种艺术？我们现在还不敢妄下定论。但是就像森村泰昌先生提到的那样，Cocoroom确实是一个创造。在釜崎区域里总共有5个NPO组织，除了Cocoroom之外，其余四个NPO管理起了这个地区的福祉、城市建设、工作、医疗，无一例外是为这个地区提供生活支援的团体，而Cocoroom选择从“心”出发，确实是一大创举。
在釜崎区域，无家可归者每月大概可以从政府领取到每月12万日元（约合人民币7500元，东京白领每月的收入约在32万日币，约合2万人民币）的社会保障金，但在这里有资格领取社会保障的人是非常有限的。虽然如此，纳税人对这个地区的诟病仍然刺耳：“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不再为社会创造价值，凭什么我还要每个月拿出自己的钱来给他们喝酒，养着他们？你可要明白他们白天在街上宿醉不醒四处游荡的时候，我可是在辛苦地工作。” 一味向釜崎地区输入资金或资源，而不在他们心里点起一把火的模式，大约永远都是在养懒汉。
我们一向认为人“罪有应得”、“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但我们很难对与我们处境、行为完全不同的人的处境感同身受。我们吃午饭的时候，Cocoroom里来了一位瘦小的老人，安藤先生。这一天安藤发了补贴，乐颠颠的来Cocoroom还债，见我们在吃饭，就凑了上来。他一直口沫横飞地说着什么，还一直扯着上田小姐的和服。少顷，上田小姐讲起了安藤先生的故事：
“他刚来的时候很爱发脾气，但是每天都来，只是每天一进店就骂人，一直骂到我们关门。我们在教老人们写书法或者画画，请他来加入，他就一直骂人骂个不停，还扯我的和服，我的和服都给他扯烂了好几件。骂了三个月后。终于有一天，他不骂人了，很安静地看别人画画、写字，我们拿了一副纸笔给他，他还是不动手。又一段时间过去了，他才开始慢慢的画与写。到最后我们才明白他的自卑和痛苦。他不会写字，大概生活也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也没处可说的，所以在一开始只会不断骂人，现在他可不会这样了。
安藤先生看见我们在看他的画，兴奋地冲过来把画塞在我手里，高兴地说：“这可是我画的！”安藤先生的画同样在横滨得到了展出，一个小人，咧着嘴大笑，就如现在坐在我们对面受到夸赞兴奋地手舞足蹈的安藤先生一般。
如果读到这里，你以为釜崎艺术大学就和国内的老年大学一般，是给老人杀时间、拉家常的地方，那也许你就错了。“我们在做的不是为了让他们活的开心的工作，因为只是活着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创造的是一个交流的平台，我们希望能够让他们开口交流，我们想知道这些城市建设者所背负的记忆。现代化的速度太快了，我们渐渐地正在忘却对我们来说可能是最重要的东西。这些沉默的建设者的想法，需要被听见，因为那都是这个城市最宝贵的记忆。”
这个理念与森村泰昌2006年开始制作回首二十世纪的系列《安魂曲——战场顶点的艺术》（森村泰昌:なにものかへのレクイエム-戦場の頂上の芸術）时持有的观点相符：“这个时代变得太快了，使人有种为它唱首安魂曲的冲动。” 在凭借着《艺术史的女儿们》系列（西洋美術史になった私）重演艺术史、探讨东西方身份后，他在《安魂曲》系列中开始回溯二十世纪，并向它发问。在《安魂曲》系列中，他按照照片还原了二十世纪的众多如十月革命、登录硫黄岛等历史时刻，在照片中化为毛泽东、列宁、希特勒等对二十世纪产生重要影响的男性。与众不同的是，釜ヶ崎的无家可归者也成为了森村再现“历史”中的一部分。
《安魂曲——战场顶点的艺术》系列，图片来自网络
“《安魂曲》系列是我个人记忆和对世界对二十世纪的记忆总和，进入二十一世纪，大家都把二十世纪当包裹一样扔掉了。我一直在大阪居住，目睹着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变化，而且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了。有些人在这些变化中表现的很积极，但有些人不言不语，甚至也不行动，就被忘记了。然而在我看来，我们需要去听听已经习惯不发表任何观点的人讲的东西。釜ヶ崎的人大多都是老人，都是在经济最景气的时候我们国家的支柱，所以我们也应该听他们说说看。”
在《安魂曲》系列完成世界巡展以后，森村泰昌把作品带回了釜崎，为这里的人专门办了一次小型的展览。出人意料的是，老人们对这些作品有着各种各样的意见。他们虽然不知道自己扮演的是被“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呼召进行十月革命的苏联红军，也不知道硫磺岛战役对日本的历史产生了多大的影响，他们中大部分人目不识丁，几乎没有接受过教育，但他们知道的，是由盛及衰的日本经济，是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
《安魂曲——战场顶点的艺术》系列，图片来自网络
釜崎艺术大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漂流教室”，是一个更深入的交流平台。Cocoroom以往一直有邀请艺术家、都市研究者、人类学家、诗人来与当地老人沟通分享的活动，在2010年，他们重新整合资源，针对老人的兴趣和需求形成了“釜崎艺术大学”，为老人们提供合唱、艺术、表演、狂言、俳句、书法、绘画、哲学、诗歌、天文学等持续六个月的课程。开课第一天就有二十多名参与者，并且在上课过程中，参与者与讲师之间的互动十分热烈，这些老人像海绵一样吸收着知识，就像口渴良久的人走近了荒漠之泉一般，让人联想到柏拉图时代学园最初的样子。
正在咖啡馆里面就着一口奴豆腐喝啤酒的多田先生听到我们讨论艺术大学的事儿也凑上来了，“我虽然只参加了很短期的课程，但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在这里可以学会与人交流，也能和别人在创作上进行交流，只是做自己的东西没有意思，也没有价值，与别人互相交流时能让我抽出自我，不断的提升呢！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来到这里以后喝酒喝得少多了！”他狡黠地向我们眨了眨眼睛。“我来到这个街区可是已经27年了，以前我是在‘趴金窟’（赌场）外面吆喝的人，但经济衰落以后都没有人跟我们说话了，只好天天喝酒，醉醺醺的时间才过得快得多。心里苦闷时只有喝酒了！”
多田先生
“其实我能教的很有限，实际上我才是学习的那一个。”森村泰昌和上田小姐在采访的最后，无一例外地对我讲了这句话。
Cocoroom并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例子，在台湾和香港类似的艺术非盈利机构也已经发芽。是否在不远的将来，中国也会出现类似的社造运动或者城市记忆保护运动呢？现代化带来的全球化运动同化了我们的城市景观，拆迁一次次的摧毁着我们对城市、对家乡的感情，残忍斩断我们的乡愁、更多无言的故事在开口之前就被拆尽、赶走。面对一代一代逃向北上广又逃离北上广的庞大群体，我突然意识到我们有多么需要艺术。也许艺术，或者只有艺术能够有能力来治愈如此深邃又广阔的痛苦。
也许是个好消息，在陈可辛的新片《亲爱的》里，我第一次在荧幕上看到了我熟悉的深圳城中村那标志物一般的纠结成一团的电线。也许新的文艺暗流，已经在时代的血脉里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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