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士下山》里，如松长老是一条暗线。他是灵隐寺的主持方丈，每每在小道士何安下人生转折处出现，寥寥几句，却总能为他打开另外一扇门，见识另外一层天地。这个角色在全片中戏份寥寥，但却穿针引线。

陈凯歌选择了让王学圻来演这个角色。对于陈凯歌来说，王学圻是安心之选。而对王学圻来说，陈凯歌是“看我可能比我自己看得都清楚”的人，是“叫了就得去”的导演，无论戏份多寡。两个人的关系从1984年《黄土地》开始，那是王学圻主演的第一部电影，同样，也是陈凯歌的处女作。之后，两人的合作一直不断，但一直到2008年，王学圻出演了《梅兰芳》里的十三燕，才始被大众知晓。

那年王学圻62岁。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已经是退休在家含饴弄孙的年龄，但对于王学圻来说，无限风光此时才徐徐开始。在那之后，他出演了《十月围城》、《赵氏孤儿》、《搜索》等电影，拿了很多奖，登上了很多时尚杂志的封面。

2012年4月，王学圻离开了呆了半辈子的军队，成为一名“三证齐全”的普通中国公民。5月，他马不停蹄地去了好莱坞，参演《钢铁侠3》，完成了一个演员所能追求的一切。这几年，王学圻更是没有闲下，戏一部接一部的，有不少角色是以前从未尝试过的类型。

这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励志故事——人生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性，无论从哪个年龄开始真正的做自己，都为时不晚。

记者在昆仑饭店见到了王学圻，他穿着牛仔裤，戴着鸭舌帽和墨镜，斜跨着一个休闲包，大步走来，其身形，一看就知道是长期健身的结果。他保持着某种程度上的“孤洁”——记者询问服务员，能不能借用旁边此刻无人的雪茄吧做这次采访，服务员稍露难色，还未拒绝，他便立刻敏感地说不用。摄影师希望把他身后的窗帘拉起一些，他怕影响大厅内光线，也拒绝了。

“就是一个采访嘛，随便一点就行”，他说。这个“随便一点”的采访做了三个小时。王学圻在和记者的对话中展现出惊人的记忆力，几十年前的事情他如数家珍，聊起往事，他声情并茂——四十年前他从部队到地方，三十年前拍《黄土地》，十多年前拍《天地英雄》……所有这些，在他那里，鲜活得犹若昨日。所以我们改用自述的方式来记录这次采访，尽可能还原这场对话的真实和生动。

明年即将70岁的王学圻，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年初，他已经从范冰冰工作室正式独立，为年底自己执导的电影开机做准备。也因为这段时间忙于创作，没法接受关于《道士下山》的更多采访，他和陈凯歌的第七次合作如前六次一样，发生得自然而然。

如果人生分四季的话，现在是王学圻的春天，有无数个不可预期的未来，从此刻的泥土里生长出来。

《封面人物》王学圻：一坏到底的角色坚决不演（摄像/秦付强 后期/王栋 ）

我第一次主演电影就是《黄土地》。回过头看，我人生几十年当中，最精彩的应该是拍《黄土地》那会儿。

和陈凯歌认识是在广西南宁。我那个时候在南宁厂，就知道隔壁住了一个大高个，很绅士、很贵族的样子。那是10月份，我有个电炉子，每天都烧开水。他就每天上午出来十分钟，来我这里坐坐，喝点开水，抽根烟，闲聊几句，就十分钟，完了就回去继续写本子。他们那时也在找演员，中午的时候，有时候艺谋他们都过来，吃饭的时候碰碰头，看看什么情况。

《黄土地》最后能拍成电影，说实在的郭宝昌导演出了很大力气。郭导原来就是南宁厂的，也是电影学院的师哥，觉得自己有义务帮帮这些师弟。当时厂里安排他去出外景，他不去，和厂里说，什么时候你们定了拍《黄土地》我再出外景去，态度非常坚决。所以后来郭宝昌导演《大宅门》他们几个全去帮忙，就是因为有这个情分在。

那个时候真的很难。我记得陈凯歌花了一个礼拜写完了本子，说写完了我们吃顿饭。大家在一起吃了一顿饺子，自己做的。吃完以后，我们睡觉了，他们三个没睡。那时没有复印机，他们就手抄了五本，一夜抄完。五本写完以后，张艺谋（编者注：张艺谋担任《黄土地》摄影师）还做了一个书皮，原来不叫《黄土地》，叫《古原无声》。早上，他们三个人就拿着本子在那等上班，五个副厂长，一人一本。

看完以后，厂里面不打算拍。凯歌他们说都已经采风两三个月了，让我们汇报一下我们干啥了吧。这是理所应当的，好，副厂长就开始找了一些人演。这次凯歌他们做了充分的准备，艺谋的开场白，凯歌说完，两个副厂长就掉眼泪。所以这个事儿当天晚上就差不多了，大家都非常高兴，很不容易。

等我们开拍的时候，就已经四月份了。山已经见绿了，艺谋设计是不要绿色的，我们专门雇了五个农民，天天山上哪有绿锄哪。你想想，那得多大的功夫？还有拍那个路，艺谋他们很认真，琢磨，走了几十年的小路是什么样的？又雇了10个人天天踩路，踩了一个礼拜之后，艺谋说还新，不够旧。又踩了半个月。艺谋又琢磨，说这常走的小路应该中间发白，两边发深，于是又在中间洒上干土，这才拍出来像。

他们那种状态的导演，我这一辈子就碰见过两次。第二次是周杰伦，我没想到周杰伦那么认真，和陈凯歌他们状态是一样的。那个时候我也刚接触电影，不懂电影怎么拍。但是看现在的电影，一个景可以拍10个戏。所以你要说《黄土地》怎么能成为经典，我觉得应该。

我记得《黄土地》拍大远景，一望无际的土，山山峁峁的，一个牛在那个画面边上，悠闲地晃着尾巴，吃着草。老汉在镜前，端着大碗，喝着小米粥，凯歌就会掉眼泪。他说农民一天最痛快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这个画面，现在的年轻人显然掉不了眼泪。你想想，那大碗有什么好的？小米都是前年的小米，吃点咸菜喝这个，喝得那个痛快，都喝出了声。

拍陈凯歌的本子，有些台词老也忘不了。《黄土地》里，我问这个老汉，“大叔你这么多歌，怎么能把歌词都记下来呢？”他说，“日子艰难了，就记下来了”。凯歌写的台词，你说多好？这里面有陈凯歌导演他对生活的感悟，不像现在年轻人太平静，没有大起大伏的政治运动和历史背景。现在人都是消遣来着，谁还能为这场面感动？

《道士下山》里我演一个高僧，他有一句台词也让我很有感触：要是能悟到生死轮回，无非花开花落。当时拍完这个，大伙都很安静肃穆地品味这句话，人生，就是花开花落，多简单的事儿啊。

王学圻觉得人生最精彩的阶段就是拍《黄土地》那会儿。

拍完《黄土地》，政府让我出国。我和孙道临两个人，叫做中国电影代表团，就我们俩。出国那会儿是大事，可以登《人民日报》新闻的。国家给了我500块钱，让我做一套西装。谁做？红都做。红都那是给中央领导人做衣服的啊。我做了一套黑西装，老师傅做的，货真价实的纯毛B级，特别沉，换你们肯定都不爱穿。这套衣服我至今都还留着，在蒙特利尔领奖的时候，我穿的就是这个。

出国的手续办了三个月，得一步一步的批。团里（编者注：王学圻曾考入空政话剧团）人人都听说了，和过年似的，到处都在说，“王学圻要出国了”，“王学圻到美国去了”。我和孙道临两个人，到了美国，下了飞机，看到大厅里有哥们牵着狗，我说这是电影啊，孙道临是电影皇帝，他也没见过。我们看见玻璃墙里有喷泉，但没听见哗哗水声，都惊呆了，我问孙道临，“这喷泉这样没有声是怎么回事”，他也说，“这太奇怪了啊，小王”。车绕了几半天，到了中国领馆。一进领馆，就看见了黑板报，“好事赞”，表扬好人好事的，就感觉回国了，中国。

使馆的人和我们说，“你们转转去吧，可以到红灯区去看看”。我说我是军人，不能去红灯区，他们就乐了，说你现在就住在红灯区，44街。我懵了，“啊，中国大使馆在红灯区？”

第一天我们没去，第二天他们又说，“去看看吧，红灯区挺有意思的”。孙道临和我说，“小王，我们去一趟”。我就跟他去了。坐了一个大凯迪拉克，那司机比我还体面，大高个儿，嚼着口香糖，带着蛤蟆镜，特帅。车开到时代广场停车，我们下来走过去，孙道临和我说，“小王，咱俩拉紧点，省得把咱们分开”。他想象里，红灯区肯定有很多女人强拉男人。我们就手牵手走着，满大街都在看我们，看同性恋的眼神。

我们在百老汇看了《猫》，看完整个人又都懵了，没想到能这么演。那个地板要滑能滑，但是人走上去又不摔倒，那是什么地板？翻译在我们旁边打瞌睡，演大黑猫那个就过来逗他，一下子就坐他腿上，开始唱。怎么还带这样的？我就很担心，“小母猫”千万别来坐我身上啊，那就麻烦了，我是当兵的。一直到现在我心里还有这么一根弦，我是一个军人，我是一个党员，时不时老提醒自己。

这一次出国政治没出问题，第二年又让我代表中国电影圈去了日本，去了五个城市，也是和做梦似的。当时觉得大阪真好啊，去年拍《赤道》又到了大阪，觉得大阪真破啊。

王学圻凭借《梅兰芳》十三燕一角斩获第46届金马奖男配角。

说真的，我们团的人都很感谢我，因为我接戏比较多，导致底下的人也不好控制。所以我们团出的名人特别多，叫做明星团。其实你出不出名，部队根本不需要，你拿了个什么奖和政治部能有什么关系吗？但你要是出事就麻烦了，文工团一出事，影响特别大，比摔飞机影响都大，一个演员出事马上全国都知道，政治部的主任检讨一个接一个写。

以前我们是有任务下部队的，排话剧，每年起码半年，一场戏演三四个月。最早我也不是什么主演，就是跑群众，一年能上很多很多话剧，不闲着。飞机早上来，晚上就走了。我们是空军队伍，都是专机。两架飞机，一架装人，一架装道具。那个时候都盼着下地方，吃得好。第一次下去，是晚上11点到的，师傅说，太晚了，吃点宵夜吧。我们还客气，说吃过了。师傅说，那吃点面条吧，方便吗？方便方便，大盆汤面端过来了，我们把干的都捞了。人家一看，这不像吃过东西的啊。得了，煮饺子吧。诶呦，饺子啊，哗哗又吃。那把剩下来的也煎了吧？油煎的饺子又上来了，吃到半夜，肉也上来了。这时就真想抽自己嘴巴，面条吃饱了，后面吃不了了。

我讲的不是瞎话，是真的。空军灶，第一流的，相当于潜艇灶。

戏都是自己排的，讲部队生活的戏。这个太难编了，话剧里要有矛盾，但我们编的剧里，最大的矛盾无非就是要推一个厕所，推了我们盖幼儿园，推还是不推？其他的不敢写，戏里不能有坏人，政治部不能写，也不能写摔飞机吧？就像我们当年拍《大阅兵》的时候，本子写完后，空军就说这个本子不行，因为剧本里写了几个身体不好的，我就是。军队说，来参加阅兵的这些都是万里挑一，拿尺子量的，怎么可能身体不好？那思想有问题行不行？也不可能，我们都是尖子，都是模范党员。什么都不行，总参不通过，把艺谋（编者注：张艺谋在《大阅兵》中担任摄影师）他们给郁闷坏了。

我在部队的时候编过一个戏，其实当时初衷是希望这个戏拿上去就被毙了，毙了我就可以不演话剧，演电影去了。我编了一个参谋长，快退休了，但一心一意还扑在党的工作岗位上，对退休迷惘得很。退了能干什么呢？钓鱼不爱，抽烟不会，他还愿意继续做军人，但是做不了。结果戏送上去，碰上一个刚好要退休的政治部副主任审，正中下怀，觉得这个戏太好了。那就只能演了。

这部戏下部队演了半年。地方上都说，这个戏太厉害了，能写这个，能写自己“弄虚作假”。部队演完之后，全军汇演都没敢演，总政看完以后没表态。

这是我们演过最激烈的一部戏。文工团的作用是什么？鼓鼓士气，宣传党中央的精神。你说你演一些矛盾，看完大伙儿画问号行不行？得是演完热血沸腾这才行，这是部队。你要是演个《雷雨》，战士们看完之后回去睡不着觉，确实不合适。

王学圻成功塑造了很多硬汉形象，这得益于他早年的部队经历。

我在部队演的这些话剧，和电视电影是两个系统。我在这两个系统里进进出出，转换不好的话，给人感觉就太明显了。我觉得自己能完全掌握好这个，是从《天地英雄》开始。

何平特别奇怪，他第一次找我，演的是一部叫做《日光峡谷》的电影，我演的是一个爱上客栈女老板的马贩子。马贩子很潇洒的，整天就是骑着马。要去卖马的时候，“我走了，放个屁的功夫就回来了”，一开春回来了。后来有个刀客来了，和老板娘好上了。马贩子唱着歌儿赶着马儿就走了。我没演过这样的角色，问何平，“你们让我演这个？”他说，“我觉得你合适”，太奇怪了，不知道他怎么看出我能演的。

后来他又找我，说有个本子你看看，就是《天地英雄》。我一看，肯定姜文是演里面那个老大（编者注：《天地英雄》当时定下的演员有姜文、王学圻，“老大”指里面的反派角色安大人），那么肯定是让我演日本这个人（编者注：片中角色，后由日本演员中井贵一出演）。结果我一去，不是，他说你演这个（老大），我说真的假的，他说真的。我就回去看本子，戏写得真好，考虑了好几天，接了。

在部队里，最早演反派当然是有点限制的。你要上什么戏，政治部，团领导得看看，如果是反派什么的他就会劝你，你是一个军人。那个时候我们推头都得受限制，不让你留头发，后来这方面限制就少了些。《天地英雄》是我第一次演反派，那个角色阴阳怪气的，我做一个动作，问何平能这样吗？行啊。那么能这样吗？可以。我能吐他吗？能啊。表演的一切跟原来都不一样，想法也越来越多。每次拍戏我都很兴奋，但我从来没有这么兴奋过，一天到晚跟打了鸡血似的。

这个片子之后，各种角色也开始找我了。不像以前，找我的不是政委就是市长。我记得以前有个电视剧找我，让我演一个市委书记，剧本从第一篇开始就是在开会，不是在家开会，就是在单位开会，在车上也开会。我问能不能自己设计一下这个角色，比如说话有点口吃行吗？不行，市委书记哪能这样。真是没法弄，没法演。

我最初犹豫要不要接拍《天地英雄》是为家人考虑。我没有什么负担，但我演这个角色，人家会怎么看我媳妇，怎么看我儿子？肯定有人说，你丈夫演神不神鬼不鬼的坏蛋，我儿子上学也怕人家说你父亲是个坏蛋。那个时候我最担心的是这个。

早年我演过一部戏叫做《让世界充满爱》，滕文骥导演的。里面有一场吻戏，配的是“轻轻的捧着你的脸”那首歌。演完之后，我们全军汇演，颁奖礼上放电影，一出来，《让世界充满爱》，我站起来就走。第二天我进我们团食堂，都疯了，全他妈疯了，都不吃饭了，我说怎么了怎么了，我们那一个搞舞美的女儿说，“妈妈，王叔叔跟那个女的都那样了”。你说，连孩子们都兴奋了。我存车回家，一路都是人，在我后面戳着我脊梁骨说，“就是他，就是他，跟人家在冰上亲嘴儿。”

那个时候是真的痛苦。但到了《天地英雄》，我发现人们不这样了。要知道前一年丁关根还表扬过我，说我是路子正的演员。我以为我演完《天地英雄》，人们肯定会说，你怎么演这个神不神鬼不鬼的去了。结果电影局赵部长碰到我，她对我说，“小王，真好，我看了两遍，真好，又上了一个台阶”。当时听了很受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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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圻在《天地英雄》中第一次扮演反派角色。

我现在接拍戏还是一个标准，首先我有冲动，看完很兴奋，哪怕是我演过的角色我还有创作冲动，这是最重要的。然后既然接了，我就想方设法把他演好了。总想让人说好，谁说不好真往心里去，晚上睡不着觉，这个没弄好，怎么没弄好啊，觉得非常对不起人家。

《赤道》里我演的是一个国安局的少将，军人，但他在香港又是一个大老板，呼风唤雨。两位香港导演非常认真，很有想法，但他们不可能真正理解这样一个角色，不知道怎么写内地的官员，一些观念他们很淡漠。不像咱们内地，有些东西根深蒂固。我记得文革后期，在部队上的时候，我们有三个人在一起绣标语，一个我，一个哈尔滨的，一个上海的。其中上海的那个小子自言自语，“这个有什么用”。说了一句这个，我当时愣了一下，没说话，继续绣。第二天政委就来找我了，说王学圻昨天你和谁谁在那绣这个呢？我说是啊，他说当时谁谁说了一句绣这个有什么用啊，你听见了吗？我一听，就知道够呛了，说我系鞋带呢，忘了，真不知道。

二三十年后，我又碰到哈尔滨那人，我们一起吃饭，突然间他说，王学圻，我问你一件事，你记不记得有一年我们在一起绣书报，上海那个人说绣这个有什么用？我说听见了。他说听见了你为什么不跟政委实话实说呢？

你看，这些东西根深蒂固到什么份儿上了。都这年头了，他还耿耿于怀着呢。

香港导演不懂这些，所以台词我自己修改了很多。比如有一场戏是在火车上，我说“怎么着，你脱了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张学友拍完之后，实在憋不住了，和我说，“王老师，我实在不知道你说这句话有什么用，是什么意思？”，我说到了内地一放你就明白了，绝对有效果。

表演上我尽可能的让他（片中角色）多一点喜感成分，不那么像咱们国家一般搞政治的，板着脸，满嘴都是政策。这样的人不可能在香港打成一片，肯定是各行各业都能信任你，都能说得上话，你才能进行工作，才能宣传。

活跃在大荧幕上的王学圻，借《姥爷的抗战》重回电视荧屏。

以前我是最不愿意宣传的。那个时候觉得宣传就是表扬。我们习惯不能表扬自己的优点，没事要夹着尾巴做人。就算有成绩，也不能宣传。

记得当时拍完《黄土地》，陈凯歌说，王学圻我写写你吧，你这种低调表演方法别人不知道，我知道。我说陈凯歌，别，咱俩都认识，你写我干嘛，多难堪啊？结果人家写了一个《秦国人》，写张艺谋的，那篇文章到现在还是经典。要问我现在后悔吗？我说后悔，本来要写我的。

我开始知道宣传是遇上了范冰冰。我原来根本就不知道她，就听说她把记者打了，踢人家，那个时候觉得她跟我没关系，没关心。最后人家当我老板，让我穿这个，弄这个，拍这个。我们在一起拍《麦田》，她是我真没想到能吃苦到那个份上。什么份上？她穿着很单的衣服，有一场戏我抱着她，扔在床上，床就是一块板，绷了一块布，再轻也听见咕咚一声。等后来才知道，人家摔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但从来不说。就觉得她不一样，跟看照片不一样，比我们团里有些女演员还能吃苦。

那时正好赶上《梅兰芳》上映，她问我王老师你怎么宣传啊？我说没什么宣传，部队哪有宣传。她说你演得那么好，不做（宣传）可惜了，我们替你做吧。我说什么叫做宣传？她说您甭管了。结果，没签约，她就是帮我做了。做完之后就知道，知道我的人多了。

范冰冰很敏感，她知道怎么宣传。有些活动，我也不好意思去，年轻人多我去干嘛呢？她不太敢管我，就这么和我说，“老前辈，这个你去很好，怎么怎么地”，我说我去合适吗？她说你去就知道了。她会说服我，以前我说不去就不去。所以这里，我真的挺感谢她。

现在我知道了，宣传这个东西，一个是让商业上知道自己，但更多还是让别人了解你，了解你才能创作更多的就业机会。有更多的片子，原来可能不知道，我还能演这个。《天地英雄》没做宣传就可惜了，本来有一个公司要拍那个戏的续集，重点在我演的那个角色，没做成。

我觉得拍时尚大片也是一种创作。我拍《时尚芭莎》的时候，去了土耳其。一开始还说景不好，但当我们进到土耳其里面酒店的时候，摄影师兴奋了，我也觉得好。你想想，我们坐在五星级豪华酒店里，白桌布，服务员都笔笔挺挺的，还拿着红酒。但窗外是什么都没有的一片荒地。就跟梦一样。我住的卧室里面就有游泳池，灯打得绿绿的，真是梦境。自己就身不由己的进到那个环境里，当你再回头看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麦田》是王学圻和范冰冰在大荧幕上的首度合作。

从感情来说，我不想离开部队。以前那个年代，陈凯歌也好，姜文也好，都劝过我离开部队。不说别的，军人这个身份，光艺术上都有点限制。那我还是舍不得离开部队，最后走，确实还是因为影响我事业了。台湾金马奖，我得过两次提名，都不能去。别人说“你这个级别的，建国以来从来没有人去过台湾”，你说你能破坏这个吗？我觉得我不一定非想得奖，但那是一个演员的盛会，我也想正儿八经看看台湾的金马奖是怎么回事。一生能有几个这样的机会？不是年年都有的。

合拍片也是，只要有境外的戏，都不可能去演。我们是和野战部队军人一个待遇，没办法，系统就是这样。影响到我事业了，只能走。

2012年4月，我拿到三证，回到团里，开玩笑说，“政委，我现在是三证齐全的中国公民了”。身份证、护照、港澳通行证，三证齐全。结果特别巧，4月份拿到三证，5月份我就到好莱坞去拍《钢铁侠》了。是在洛杉矶附近威明顿拍的，那是个海边城市，干净极了，静悄悄的。《钢铁侠》10个棚都在那。当时我就觉得，中国演话剧的的如果没在人艺演过是遗憾，因为人艺是最高殿堂。唯独人艺在台上说话不用麦克风，观众也能听得清清楚楚，其他舞台都不行。而作为一个电影演员，我是到了好莱坞才知道，这才是做演员的最高享受，10个棚，就拍一个电影。所以我去那里收获真的很大，如果不离开部队，这些我都不会知道。

曾经最早让我拍时尚大片的时候，他们还担心过我不能接受。我原来在部队，牛仔裤都没穿过。部队冬天发棉服，夏天发短袖。换衣服也是听指令，黑板上写着，明天穿短袖，后天穿长服。就和大傻子一样，黑板上写了，就换吧。

现在我衣服都是自己买，自己搭配的。还行吧？我觉得品牌的衣服不仅是一个牌子，是一个人意识的东西，你很珍惜它，穿上一天都感觉不一样，那这件衣服的价值就在这里。不是说多有钱，而是一个人很尊重自己的时间，尊重自己的生命，尊重自己的形象。

在部队这么多年来习惯了，尤其颜色上，买衣服无形当中就奔绿的走，打心眼里觉得绿的就好看，其它颜色都不看。那几年刚回来，总是这样，一看见绿的就要买。他们说你怎么又买绿的，还没穿够啊？后来慢慢才把绿的淡掉了，也开始看别的颜色了。

王学圻以优雅的绅士形象登上多家时尚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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