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最大声150804:开发商:不涨价就没房可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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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最大声]“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供应量减少,没有新增货源,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完成了全年的供应指标了,接下来我们只有把价格顶上去,不然房子会很快卖光。”
——上海一个楼盘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说。


一、“好好的一个人,一创业就变了个样。”
——@互联网的那点事。一加联合创始人Carl Pei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称:5年后将只剩下苹果、三星、一加这三家手机厂,其他厂商都将“死掉”。


二、“狡猾和小聪明是帮不了一部商业电影成功的。不管这个导演是如何召唤田壮壮、张艺谋来愿意与之一起署名“导演组”的,也不管作为导演十庆有什么样的法力可以让姜文这种平时牛逼哄哄的导演来为之站台高唱赞歌,这些都更改不了《杨贵妃》作为一部烂片的事实。”
“《杨贵妃》的烂是因为整个故事庸俗不堪,对于所谓的史料既没有去做充足的功课,也没有在前人无数次的艺术创作上形成自己的突破,主创唯一做的就是,为自己的不严谨和唐突巧妙地找好了借口,即,这是在一个外国使节的视角下展开叙事的,即便与史实不符、出现bug,那也可以归罪于外国人不懂行。”
——影评人朱白文章“《王朝的女人:杨贵妃》:这就是一部庸俗不堪的烂片”。


三、“平民二代要在这个利益结构和等级秩序中攀爬上去,必须把原来的自我给踩死,这样才能和利益结构、等级秩序同构,所以他有剧烈的内心冲突,但官二代没有显示出这一点,他不用卖自我(本来就是这个自我!他的自我和利益结构、等级秩序天然同构),一切都很‘自然’。”
“所以,在往上攀爬时,平民二代的心理和手段,看上去要远比官二代难看,也会卑劣很多,也许他会把老婆都给领导供上。官二代呢?靠老爸一番运作,问题就解决了,你没有机会看见那个也许在另一种意义上更难看的自我,因为你看到的永远只是权力和制度的表象。”
——《南风窗》记者石勇文章《从郭伯雄看“穷二代”落马官员的心路历程》。


四、“农村和城镇居民酒席申报范围界定为婚嫁酒、丧事酒、寿酒。其中婚嫁酒由本人或父母提出申请,必须提供结婚证明;丧事酒由子女、配偶或直系亲属提出申请。而办寿酒则要求老人年龄70周岁及以上,每间隔十年可操办一次(即年龄70周岁、年龄80周岁、年龄90周岁、年龄100周岁,以此类推),还必须以身份证或户口簿为准。通知还明确,除以上三类外,乔迁、升学、满月、参军、开业、钉门、立碑、过关、谢师等一律不允许操办酒宴。”
——巴中市通江县人民政府网上,公开发布了一则操办酒席的通知,除了对国家公职人员酒席范围界定进行了规范外,还对农村和城镇居民允许举办的酒席范围进行了界定。


五、“每次我给学生留家庭作业时,我期望他们能认真地听我讲,可现实却是他们有人在聊天,有人在吃东西,还有人甚至在化妆。有时候,我得控制自己的情绪,不然我就疯了,全班学生大概只有一半人在听我讲话,剩下一半人不知道在干什么。”
“他们将来即使不工作也能拿到钱,他们根本不担心生活,但在中国,每个学生都知道,只有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将来才能赚钱养家。如果英国政府削减福利,很快他们就会看到情况大不同。”
——英国广播公司(BBC)拍了一部纪录片,邀请5名中国中学老师到英国汉普郡一所顶级中学,对该校的学生进行一个月的“中国式教学”,参加教学的中国教师这样评价英国学生。该学校的校长对中国老师的教学方法不以为然:“学生并不像中国老师所描述的那么懒散,中国老师的教学是‘麻木和无趣的’。”


六、“我的后半生将为你而活,创造的财富都可以属于你。”
——近日,一篇名为《川师大女学生向社会借资200万以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帖子在网络上走红。文中,自称川师大毕业的21岁女生樊师贝希望有人能够“支持”她200万元,可以为父母在城里买一套房子+装修+两份社保,目前还没有工作的她承诺将在15年内将贷款还清,并且这样承诺。@小党 说:“都有人开始为了那个200万卖身的女学生众筹了,2万一份,没人陪一个月,万一真的筹到200万怎么办……不敢想啊。”


七、“我们不可能全都做英雄,但总得有人坐在路边,当英雄经过时为他们叫好。然而,历史虚无主义风气所及,一些人连为英雄叫好的气度都没有了。”
——《人民日报》刊登文章这样说。


八、“现在大家都对中国足球的关注度非常高,我在中国执教了很多年,我真的很想对中国队的球员说几句痛快的话。这场比赛的球员一点都没有责任心,使命感,没有赢球的欲望。比赛进行到70分钟以后,已经完全放弃了比赛,完全没有了取胜的欲望。当然了,虽然进行了这样的比赛,也可以把他们称作职业球员。在中国,他们享受着球星级的待遇,他们的责任感也必须要跟上去。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在这方面,这些人做的确实有一些不足。不管有什么样的客观因素,至少这场比赛的内容,他们应该感到羞耻。”
——在中国执教多年的韩国教练李章洙在文章中写道。


九、“八十年代的确令人怀念。但是把那个年代的失去都怪在执政者头上,那是大谬。中国知识分子和执政者都有责任。八十年代末那种不加节制的政治挑战突破了国家的承受力,因而不可能持续。直到今天多元化仍被一些人误认为是充当政治反对力量的自由。知识分子不解决这一幼稚病,中国的多元化就走不远。”
——@胡锡进


十、“每一次老友见面,都是交流彼此‘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项目进度之时。这个项目之大,真要花上好几年甚至十几年。”
——@杜扬Se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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