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上的西蒙·沙马（Simon Schama，1945- ），高而瘦，穿着随意，步态羞涩，白衬衣的领口敞着，头发在风中凌乱，很有辨识度。不过，最吸引人的还是他说话的方式：脖子略梗，半边身体跟着起伏，像是用生命在发音。2013年《犹太人》首映时，沙马不无幽默地解释自己何以不用麦克风：“我父亲习惯于站在房间的后部说，大声点儿，西蒙，大声点儿！这就解释了我的一生。”《卫报》在对沙马的采访中强调，“大声、热情、野心勃勃，最重要的是，看得见”，这不仅是沙马的个性，也是他著作的品格。

时至今日，西蒙·沙马的大名在大西洋两岸象牙塔中招致的嫉恨一定是罄竹难书。他21岁在剑桥大学以优等生身份毕业，随后在剑桥和牛津教书，32岁出版第一部专著，35岁在哈佛谋得一个教席，48岁“转会”到哥伦比亚大学。在美国，他陆续出版了《财富的窘境：黄金时代荷兰文明的一种解释》（1987）、《公民们：法国大革命编年史》（1989）和《死亡的确定性》（1991），这三部历史著作获得了一些奖项和大批读者。若是沿此路径发展，学院之路也还中规中矩，尽管有批评者表示，《财富的窘境》“太艺术”，《公民们》“太大胆”，《死亡的确定性》“太前卫”。

转折发生在1995年，这一年，50岁的大学教授成了媒体新星，《纽约客》邀请他写作艺术史专栏，BBC以他的著作《风景与记忆》为底本拍摄了5集电视系列片。看中了他的叙事功底和画面意识，BBC不遗余力地邀请他为大型纪录片《英国史》撰稿，这部15集的电视片于2000年开播，DVD和书籍的销量都创下纪录。由于沙马对英国历史的特殊贡献，女王封他为二等勋爵。自此后，沙马笔力愈加雄健，他自嘲说除了不能写DIY、板球和汽车修理，别的都不在话下。他的媒体稿结集为《涂抹、涂抹、涂抹：有关冰激凌、奥巴马、丘吉尔和我妈妈》，笔底世界之变化多端，于此可见一斑。多年以前，他在《星期六晚邮报》发表第一篇书评时，稿费是25英镑。到2008年，为了《美国的未来》系列，BBC签下他的价格是300万英镑。若论风头之健、稿酬之巨，沙马唯一的“劲敌”可能是另一位“跨界”的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

2006年，沙马的《艺术的力量》在BBC二台播出，迅即风靡波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希腊、伊朗、意大利等国家，迄今有“经典之作”的美誉。正如BBC的介绍：“它无关挂在墙上的事物，它无关装饰与美丽，它只关注力度、需求、激情，一句话，艺术的力量。”这个系列聚焦于八件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讲述了八位艺术家——卡拉瓦乔、贝尼尼、伦勃朗、大卫、透纳、凡·高、毕加索以及罗斯科——如何在困境中张扬自我、创作出惊世杰作、并一举改变了艺术发展的方向。电视片着力展示这些“创造性躁动”的时刻，“所有这些作品都是他们自我最直接的证明，也是在宣告世人：艺术可以凌驾于令人愉悦的原则之上，这些作品，希望改变世界。”电视的目的在于打动、启迪并娱乐观众，长于视觉效果和戏剧性，却短于背景铺陈和逻辑思辨，因此沙马同名著作《艺术的力量》更令读者欣慰，“这本书呈现了一个无法在电视节目时间内展示的空间”，换言之，一个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教授的视野。

作为本书的有机组成部分，西蒙·沙马曾在各处做学术讲座或举办工作坊，呈现一个“通俗历史叙述者”的“学究”一面。据说他在哈佛做了一个关于画家大卫与雅各宾派的讲座，内容复杂而高深，以致于讲座结束后，一个预科生走上来抱怨说：“我的父母将不会替我付每年两万美元的学费——如果我在讲座之后比在讲座之前更加迷惑的话。”沙马马上回答说：“那恰是你的父母应该付费的所在。我们把那叫作‘教育’。”同理，这本译成中文有71万字篇幅的大书，充满了细节、知识与观点，并不简单。

曾经有评论者形容沙马的“犹太式”写作风格：“充满了令人回味的细节，像座水果蛋糕，堆满了葡萄干、加仑子、坚果、糖霜樱桃，并且全浸在白兰地酱汁里。” 对于艺术史爱好者来说，《艺术的力量》确如八块巨大而甜腻的蛋糕。比如《大卫：弄潮革命的画家》一章，作为蛋糕基底的是17-18世纪绘画领域的争议：热爱“精神正义”的尼古拉斯·普桑和热爱“肉体温暖”的保罗·鲁本斯，谁更能代表绘画的本质？法国旧体制下的宫廷趣味以布歇为代表，他继承鲁本斯，营造的画面闲适慵懒。物极必反，到路易十五执政末期，连著名的蓬皮杜夫人都觉得艺术应该不仅仅是布歇一般的牛奶巧克力，时代呼唤着一种更暗黑、更强悍、更阳刚的艺术。本来，布歇是雅克·大卫的远房表哥，他却拒绝收大卫为徒，而把大卫推荐给有古典主义遗风的画家维恩。路易十六时代，掌管艺术的安吉维勒侯爵渴望将艺术重新引导到教育、而非愉悦之路上，他领导下的皇家美术学院开始成为“公共道德的培训场所”，维恩时任学院院长，大卫作为他的学生，习得了全套古典主义风格技法。

大卫自画像

沙马将大卫所引发的绘画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的复杂纠葛作为蛋糕的主体，这也是一章中最富于营养的部分。大卫在大革命之前已经功成名就，他画出了《荷拉提的誓约》、《苏格拉底之死》等名画，得到富有且有教养的贵族阶层的厚爱，比如皇室包税公司的成员、著名化学家拉瓦锡就给过他一笔高达7000里弗的资金。大革命爆发后，追逐权力的大卫迅即成为“共和国画家”，而共和国也继承了原先宫廷所欣赏的罗马式肃穆风格。在革命进程中，大卫的责任是给民众制造华丽的幻象，激发他们效忠于新的政体。无论是伸出胳臂的宣誓姿态、短寸平头的发型、街头公共庆典、立法者的服装、铺天盖地的海报，都有大卫的贡献。不仅如此，拉瓦锡被推上断头台，大卫是签署执行死刑的委员会成员之一，他甚至与革命意志不坚定的妻子离了婚。可是，当雅各宾政权倒台后，大卫也被宣布为“暴君艺术家”和“叛国者”，两次囚禁、两次被释放。拿破仑当政后，大卫一而再再而三地服务于皇帝，最终在滑铁卢之后隐居乡间，客死布鲁塞尔，成为基本被时代所遗忘的“政治宣传员”。

荷拉提的誓约

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山

作为这个庞大蛋糕的华彩部分，是《马拉之死》的创作过程。时值炎夏，马拉的遗体泛绿，大卫的当务之急是为遗体化妆，剪断耷拉在外面的舌头、漂白皮肤、甚至从另一具尸体上砍断一只胳膊并嫁接在马拉的遗体上。大卫整理好的马拉遗体以戏剧化的场面在激进派的俱乐部里公开陈列了三天。然后大卫用三个月的时间创作了这幅纪念碑式的画作，一切都被呈现得庄严肃穆，马拉似乎是用大理石打造的，俨然一幅共和圣子图。沙马指出：“自古以来有两种关于艺术功能的观点针锋相对，而大卫正在试图弥合这种分立：展现真实，同时植入理念。他认为，最好的艺术革命、最好的政治革命，都应该如此。”吊诡的是，尽管《马拉之死》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谎言，它始终具有的是震撼的、致命的美，并以此吹响了现代视觉艺术的号角，这才是艺术的力量，它难以抵挡。

沙马放置在蛋糕上的糖霜樱桃们林林总总，仅举一例，他从精神分析史学的角度，认为青年时代一次击剑比赛使大卫破相，从此被敌手称为“肿脸大卫”，外加他口吃，因此只能远离文雅的沙龙，选择与古人为友。由于马拉也有过毁容的经历，因此大卫在精神上与他亲近。

正统的艺术史学者可能会挑剔《艺术的力量》缺乏刷子、凿子、颜料、图式、笔触和构图。的确，沙马更多地是从历史而及艺术史，他的研究与叙述路径，是艺术社会史与艺术家传记的结合，他纵向剖开一个时代的精神史，再从中描述伟大艺术家如何成长于时代又超越于时代，因此本书的关键词是斗争、冒险、冲动、挑战、理想和灵感，充满疾风暴雨式的戏剧张力和浪漫英雄式的性格魅力，跌宕起伏、振奋人心。正如沙玛的诤友、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所指出的，沙玛著作的缺点是过于关注历史中的个人，沙玛著作的优点则是学识渊博、风格独具、雄辩滔滔。诚哉斯言。

———

本文已经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请勿转载。

转载请注明：微图摘 » 西蒙·沙马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