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清廉指数、失败国家指数、国际营商指数……常看新闻的你恐怕不会对这些名词感到陌生。近些年来，经常能看到某些国家在某某指数中排名下滑的新闻，一些国家被评级排名“伤害感情”的事也不在少数。

国际评级排名的目的主要是推动各国政府改善公共政策，提升全球治理水平。但事实上，随着国际评级排名的流行，各种争议和负面效应也频繁出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位教授就在 《外交》（Foreign Affairs） 上刊文指出，尽管国际评级排名的影响力在不断上升，但距离其提升全球治理水平的初衷却渐行渐远。

研究者指出，上世纪 70 年代以来，国际评级排名得到快速发展，进入新世纪后更是出现 “井喷”。据统计，目前全球超过 2/3 的国际评级排名出现在 2001 年之后，其中更有 95 项得到全球媒体的广泛关注和报道。

评级排名可以给国家制造压力，也会影响国家形象。因此，有很多国家高度重视国际评级排名，格鲁吉亚、卢旺达等国就将本国在世界银行 “营商环境指数” 中排名的提升，看作招商引资和赢取国内民众政治支持的 “金字招牌” 和筹码。还有一些国家和机构将国际评级排名结果作为提供援助的指标。美国的 “千年挑战公司” 综合包括 “自由之家” 和传统基金会在内的 20 余家国际评级机构发布的各类国际评级排名指数，评估援助对象国是否达到了 “善治” 标准，并以此为依据决定是否向其提供援助，这也为国际评级排名赋予了更多政治内涵。

所谓的 “评级外交” 也应运而生。欧债危机时，因为担心国际评级机构下调希腊、葡萄牙的主权信用评级引发金融动荡等连锁反应，欧盟官员曾公开指责国际评级机构 “不负责任”。而在 “阿拉伯之春” 期间，巴林财政大臣还专门登门拜访传统基金会，请求传统基金会不要因为巴林王室镇压示威者而降低巴林在 “经济自由指数” 中的排名，并向其保证一时的政治动荡不会影响巴林经济的开放程度。

国际评级还引发了 “刷榜” 行为。研究者发现，一些国家为了迅速提高国际评级排名，只调整评级机构关注的几个关键指标，而不是去进行全面改革。前面提到的格鲁吉亚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格鲁吉亚通过建立政府跨部门工作组，发布行政命令等方式，迅速将本国在世界银行 “营商环境指数” 中的排名从 2006 年的 112 位提升至 2007 年的 37 位。但格鲁吉亚营商环境的改变非常有限，在其他国际评级机构的相关排名也没有得到相应提升，外国投资的增长也被证明只是暂时的。

国际评级机构的评级排名就一定科学吗？研究者指出，一些国际评级机构将民主、法治、自由等复杂的政治、社会问题简化为数字比大小，虽然有利于 “转发扩散”，但也导致很多重要信息要素缺失。评级机构在评级排名时，常常忽略国际体系和环境的作用，影响评级准确性。

此外，还有一些评级机构有政治动机，试图通过确定评级排名的关键指标和制定排名传递自身价值观，以此形成 “社会压力”。上述因素叠加，导致国际评级机构的客观性和可信度都大打折扣。

研究者认为，国际评级排名不应成为公共外交的焦点甚至打 “口水战” 的战场，评级机构的关注重点，也应从宽泛的评级排名转向特定专业领域的定量评估。

对于中国来说，当下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国际评级排名的主导权基本上都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因此，在中国看来，所有针对中国的评级都多少带有政治考量。这其中反映出的国际秩序主导权之争也是中国眼下关注的一大问题。

参考文献

• Cooley, A，& Snyder, J.(2015). Rank has its privileges:How International ratings dumb down global governance，Foreign Affairs,9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