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答案，无论是古代欧洲还是日本，它们关于阶级流动的方案很简单，就是基本不流动，以阶层固化为绝对主流（当然，这个阶层是指制度性的政治阶层，不等于现在惯常对「阶层」一词的理解）。

中国所谓科举等于阶级流动的看法，其实第一，有点误解科举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第二，这其实是一个特例，世界范围内，在 19 世纪以前是个非常奇特的东西。

当然，也不能说欧洲和日本就没有平民一举进入中高层阶级的办法了，除了少数小兵逆袭的故事以外，欧洲的教会 - 大学系统是一个存在一定流动性的体系，日本的话，大概只能说是做和尚了。

首先，要明确科举制度中的「官员」何来，简而言之，中国的官僚权力是直接来源于皇权的，并没有第二个权力来源，而这一点从形式上，自先秦就在逐步确立，尤其是秦汉两代已经成为了主流，简而言之，是职官而非世官，也非选举官员，也就是最直接意义上的官僚。但实际上，这一点其实一直到了明代才真正确立下来，都说隋唐创科举，其实举荐还是当时选官的主流，科举是补充性质的。所以这本身就是皇权逐步一元化的过程。而就西方而言，这样一元化的国家权力结构直到 18 世纪，甚至 19 世纪才普遍确立起来。

而这就涉及韦伯的所谓「支配类型」了，在这一意义上，其实不仅欧洲没有典型的科举式官僚，东亚也没有，朝鲜的两班制度还是和身份贵族高度结合的，它和表兄弟越南对于科举的学习其实都不彻底，至于日本虽然引入了汉式官制，但在选官上干脆是一点都不理睬科举这一套（有，但基本是仪式性的）。因为在这些国家，一元的国家权力从来就没有真正存在过，所谓君主本身就只是权力的来源之一，对于实际的地方行政而言，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权力来源，欧洲在 18 世纪逐渐形成一元王权之前，这套系统是毫无意义的。

另一方面，要明确科举制度中的官员是什么。

首先，中国传统的官并不是简单的官僚，它并不是服役或聘任性质的（之前用服务引起大量误解，serveice 其实理解成服役和聘用也行），而是皇权的派出代表。这一点可以相比于欧洲的城市官僚制度，后者的市长始终是以一个受雇者的角色出现的，因此以意大利为例，它那里的城邦长期流行着只能聘请外邦人作为城市行政首长，也就是市长的传统。另一方面，包括土耳其，也包括欧洲，除了「自治市」以外，大多数地区的所谓地方行政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封建主家计的放大版，因此它的实际执行者也就更接近于仆役，而从很早开始，它就委托给很多掌握这种行政技术的群体，比如犹太人（这其实是犹太人遭人恨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近代开始流行「犹太人聪明」说的源头），从这一点而言，欧洲传统中的「官」其实更加接近于中国的「吏」而非官，它的价值来源于官员的管理技能，而非政治身份，说白了，欧洲的官其实是由会计这样的仆役变化来的（但欧洲有服从传统，为上层贵族做仆役本身就是很荣耀的一种封建义务，比如欧洲中世纪宫廷的宫女可不是丫头，国王家的贴身女仆出身都是响当当的）。中世纪大学开始出现，并成为欧洲社会最普遍的精英专家生产方式以后。大学直接与教会对接，教会直接与大部分地区的属地行政事务对接，这个体系实际上比中央选官制度高效，其实在宋元明清四朝的官学制度中，也一定程度上蕴含这一因素，完全的公开选官是高度低效的，唐代和北宋的实践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所以从北宋末期开始，实际上科举是建立在官学体系之上的。专家或知识分子群体就这样直接成为一个独立的技术官僚来源，因此，官员是掌握特殊技能的 service man 也就成为了一种普遍共识。

最终的结果是这样的，其实大多数中世纪城市都可以看到，政治权力和行政权限实际上是分离的，前者属于世俗或教会领主，后者属于一个专业行政群体，它的首脑往往是教会主教之类的人物。当然后者同样也在欧洲的封建传统下呈现出强烈的世袭色彩，某一行政领域的职位，比如会计、法律、城市防卫等等，往往是同一个家族世代传承的，本身就成为一种具有产权特性的东西，当然，这不是普遍情况。但无论如何，结果是欧洲社会中，「官」本身趋向于独立化，它首先是一种职业，而不是皇恩浩荡的产物，这一点在中国社会仅仅在很底层的「吏」中才有所体现。因此，当欧洲进入近代社会之后，这套观念很自然的分离出来政治官僚和技术官僚两类「官」，经过东印度公司这样超大行政机构的孕育，也就自然的形成了考试和政务培训为中心的文官体系（文官一词的原始含义），直到今天，西方社会在官员体系上的二元结构依然继承着这种历史逻辑。

因此在这一方面，其实不仅欧洲，世界上的绝大多数社会都不需要，也建不出一套像中国宋明清三代那样的科举制度来选官（实际上科举是非常贵的一种制度，以大清为例，哪怕是浙江，县府省三级每年花在组织考试上的公帑也至少占财入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民间花在上面的各种资源更是无法数计），因为考察科举历史可知，它基本上不是一套考察和培育行政技术的体系，而是为朝廷选代表人的办法。欧洲也有类似的代表人需求，但是不像中国这样的集权政体，它们普遍不需要那么多人参与。很多人把英国东印度公司以来的文官制度说成中国科举的衍生物，其实是很不公允的，除了它们都考试，其他方面它们真没有共通点，其历史根源完全不同。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科举制度下的「官」其实是一个很特殊的东西，几乎无法在其他社会中找到相类似的比较对象，那其他社会为何没生成「科举」，尤其是欧洲这么一个其实高度多元化的对象为何没生成这么一套其实非常特殊的制度，这就算不上是一个问题了。

再多补充一句，欧洲出现这样一种行政发展模式，其实主要就是因为在封建制为基本构架的情况下，实际的行政事务本就不复杂，所谓行政官员很多时候只是各种自治团体之间的协调人而已，典型的乡巴佬行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