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春，《人民日报》记者李辉告诉我，沈老师同意见我。由于李辉要出差，我们商定，他一回来就陪我去崇文门沈老师的寓所拜访他。没想到，五月间沈从文老师这颗文坛巨星，突然陨落，就失去了机会。”这是萧乾亲笔写下的话。

萧乾是著名记者、作家与翻译家，他曾说，沈从文“是我的恩师之一，是最早（1930年）把我引上文艺道路的人”。

然而，1974年，两人意外发生龉龌，沈从文甚至写了亲笔信，让夫人张兆和转给萧乾，称自己去世后，不许萧乾参加追悼会，亦不许他写悼念文章，否则诉诸法律。

究竟是什么，让一向平和的沈从文如此决绝？两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沈从文对萧乾恩重如山

萧乾生于1910年，北京人，本名肖秉乾、萧炳乾，小沈从文近8岁。

1929 年秋，萧乾考入不需文凭的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班，讲授现代文学课的是来自清华大学的杨振声，因萧乾在《燕大月刊》上先后发表了小说《梨皮》《人散后》，1930年，杨振声介绍萧乾去采访当时的文坛领袖沈从文。

首次见面，沈从文便请萧乾到东安市场的小馆中吃饭，沈从文手写菜名后，萧乾欲收藏，对伙计说：这个菜单给我吧，我再给您抄一遍。沈从文则说：“要菜单干吗？以后我会给你写信，写很长的信。”

1931年，沈从文去国立青岛大学任教，果然给萧乾写了很多信。

1932年，萧乾跑到福州某中学当了一年语文老师，1933年回京，恰好沈从文也回了北京，便写信邀萧乾来家中玩，并鼓励他：“我希望你每月只写三两个短篇，然后挑出最满意的再来看我。没有写成不要来见我。”当年9月29日，萧乾将新写成的短篇小说《蚕》寄给沈从文，时沈在《大公报》主编副刊。

11月1日，萧乾在浏览《大公报》时，意外发现《蚕》已发表，几天后，沈从文来信，说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想见萧乾。这位“小姐”，就是林徽因。林徽因对《蚕》极推赏，萧乾因此走进“太太的客厅”，成为“京派”新锐作家。

以后，萧乾的《小蒋》《邮票》《花子与老黄》《邓山东》《印子车的命运》等，均经沈从文之手，发表在《大公报》上。

1935年初春，萧乾还没毕业，就因沈从文、杨振声推荐，被《大公报》录用。

“抗战”爆发后，《大公报》裁撤副刊，萧乾流亡到武汉，沈从文和杨振声帮他找到住处和工作，后萧乾失业8个月，沈、杨从每月工资中省下50元给萧用。

1938年，在巴金鼓励下，萧乾根据自己的初恋故事写成长篇小说《梦之谷》，引起轰动，被赞为“现代中国文学中最有分量和魅力的自传性爱情悲剧的诗情小说之一”，但此后萧乾便不再写小说。

对此，萧乾的解释是他发现自己“只会在一小块画面上勾勒，不能从事人物众多的大幅画面的创作”“我及时发现了自己的能力限度”。萧乾曾想写讽刺小说，但后来翻译了《好兵帅克》，自叹不如，“每当我手痒想写时，我总立刻把它管住”。萧乾也喜欢诗，但“很早就发现自己缺乏诗才。我喜欢读诗，但平生没写过一行”。

笔者曾就此咨询过萧乾的夫人文洁若，文老说，主要原因是萧乾留了很多创作笔记，想将来再写，这些笔记后来全部遗失，没素材了，自然没法再写。改革开放后，萧乾曾写过几个短篇小说，还给巴金去信报喜，但文老认为，这些小说水平不高，无法与萧乾早期创作相比。

1939年，萧乾赴英，成为“二战”期间欧洲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

师徒都挨了郭沫若的骂

1946年，萧乾回国，仍在《大公报》任职。

1947年，洪深负责戏剧周刊，张罗给田汉祝寿，电话请人写祝寿词，对方不愿意，洪大声斥责道：“戏剧这碗饭你还想不想吃了？”萧乾听了，极为反感。

恰逢“五四”周年纪念，报社要出社评，萧乾便写了《中国文艺往哪里走？》，批评道：“近来文坛上彼此称公称老，已染上不少腐化风气，而人在中年，便大张寿筵，尤令人感到暮气。萧伯纳去年90大寿，生日那天犹为原子问题向报馆投函。中国文学革命一共刚28年，这现象的确可怕得令人毛骨惊然。”

萧乾本是针对田汉，却引郭沫若、茅盾不满。因1941年郭沫若50岁时曾“大张寿筵”，1945年茅盾50岁时文坛也曾贺电不断。

按惯例，社评不署名，但郭沫若“恐怕做了周密充分的调查研究”，知道了内情。多年后，萧乾曾撰文后悔道：“称公称老，本来就是民族的好传统，无可厚非……茅盾先生是忠厚长者，心里当然也不悦，但解放初期在《译文》编务上，他仍不断给我以支持和指导。另一位长者刚到了香港就向我大泼粪水，恨不得置之死地。”

所谓“粪水”，是指十个月后，郭沫若于1948年2 月 10 日写就《斥反动文艺》，称萧乾是“黑色文艺”，沈从文则是“桃红色文艺”。对这篇文章，萧乾后来说，“支配我的政治命运达三十年之久”。

1949年1月上旬，北平和平解放，北京大学学生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抄成大字报张贴，沈从文长子沈龙朱看后，觉得粉红色还可以，但沈从文精神压力极大，同年3月28日，沈选择自杀，被救后一度住进精神病院。

对沈的自杀，说法纷纭。张兆和认为“外界压力并不如想象的大，他自己心上的压力首先把自己打倒了”。

钱理群则认为，沈的自杀也有家庭纠纷的原因。1936年春节时，沈从文曾与福建女作家高韵秀（笔名高青子）发生婚外情，绵延数年，好容易割断这段情缘，沈从文又与小姨子发生了一段暧昧关系。1949年5月10日，张兆和去华北大学学习，沈从文担心张一去不返，以致精神崩溃。

郭沫若与沈从文有旧怨，1930年，沈从文曾撰文称“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小说方面他应该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郭沫若用英雄夸大样子，有时使人发笑”。自此之后，沈从文的文章只要涉及郭沫若，郭必犀利回击。

1964年，沈从文专注于《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次宴会上，沈与郭邻座，郭主动提议给沈的书写序言，并于几天后将文章送给沈，表达了和解之意，但该书直到1981年才获准出版，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沈从文并未使用郭序。

沈从文曾落井下石

1957年，萧乾被打成“右派”，在文联召开的批斗会上，沈从文突然说“我知道萧乾早在1930年就同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上了”。文洁若当时也在场，亲耳听到这些话。

所谓“勾结”，是指1931年6月1日至1931年7月 29日，美国青年安澜创办英文《中国剪报》，请萧乾当编辑，当时萧还是大学生，总共出了8期，因销路不畅，安澜赔光钱后便停刊了。对这段历史，沈从文再清楚不过，为何还要落井下石？

这或与1949年后双方境遇变化有关。

1949年后，沈从文告别文坛，在历史博物馆当了讲解员，据林斤澜先生说，“历史博物馆有很多办公室，别人都有，就是不给沈从文”。一次，沈被通知参与接待一位市领导，他去得早，等了很长一段时间，来的竟是副市长吴晗，沈连忙躲开，领导追问，沈说：“我怕他恭恭敬敬地对待我。”因吴晗是他的学生。但张允和说，当年沈从文追张兆和时，写了很多情书，吴晗也写过一些。

此阶段的沈从文颇为落寞、惶惑，而萧乾则正相反，堪称春风得意。

1951年，萧乾发表了《在土地改革中学习》，得到毛泽东赞赏，称：“写得很好，请为广播，发各地登载，并可出单行本。”1956年，萧乾当上《文艺报》副总编，当年冬天，还享受到3 吨“火苗旺”“又不臭”的阳泉煤的“特殊待遇”，住房条件也得到改善。

然而，萧乾的好运维持时间不长，因在“反右”中发言不慎，一下又跌到谷底。

1957年，曹禺撰文说：“萧乾是文化界熟识的人，他很聪明，能写作，中、英文都好。但是他有一个毛病，就是圆滑、深沉，叫人摸不着他的底。过去，他曾在混水里钻来钻去，自以为是龙一样的人物，然而在今天的清水里，大家就看得清清楚楚，他分明是一条泥鳅了。”还说：“他的前妻梅韬同志讲，萧乾一生为人做事都脚踏两条船，从不落空。他的格言是，准备最坏的，希望最好的……萧乾，你这脚踏两条船的政客，你这只脚踩着共产党的船，你那只脚踩着谁的船？”

萧乾晚年在自传中，毫不客气地回击说：曹禺才是一只大泥鳅，一生都在演戏。

曹禺的评价体现出部分作家对萧乾的微词，钱钟书说“盛年时过于锋芒毕露”，沈从文也说“他（萧乾）始终是不大妥当一位”。沈从文被冷落，远在上海的巴金一到北京，必来拜访，沈曾叹道：“那些身在北京城的人，也像是在北京城打听不出我的住址，从不想到找找我。”

一次萧乾陪外宾参观故宫，恰好沈从文负责讲解，萧感到很辛酸，只好远远躲开。据林斤澜称，萧乾对沈从文也有一句难听的话：“他卖乡下人。”沈从文只是说：“他聪明过人。”

沈从文对萧乾不满，还有一种可能，1957年萧曾代表《文艺报》找沈，鼓动他鸣放，文洁若说：“沈摇摇头，根本未搭理萧……跟着萧跑，会有什么样的政治后果，就不难想象了。”

1964年6月，萧乾被“摘帽”，曾设家宴请沈从文、张兆和。

师徒二人离奇分手

“文革”中，萧乾与沈从文一家均遭遇磨难，但双方书信不断，沈给萧写过几封长信，可见二人关系密切。

1973年2月，萧乾从“干校”请假回京看病，拜访了沈从文，见沈一人住在一间平房中，而夫人和孩子住在别处，沈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十分不便，于是托人给沈从文解决住房问题，但未成功，便随口告诉了张兆和。很快萧乾收到了沈从文一封措辞严厉的信，指责他多管闲事。不久，两人路遇，沈从文斥责道：我住房的问题，用不着你张罗。你知道吗，我还要申请入党呢。

萧乾呆住了，后来他曾说：我希望我从没听到过这句话。

对于沈从文的离奇回应，萧乾认为，沈从文并不是真的要入党，而是借此表明，自己还没像萧乾那样沦为次等公民。

以后萧乾给沈从文去信解释，但沈从文又回了几封长信骂萧，这些信后来萧乾退给张兆和，沈从文晚年助手、考古学家王予予曾看到过，说“措词之严厉是不可想象的”，还说沈从文晚年一提萧乾就生气，对家人说，在百年之后，不让萧乾参加他的身后事，“不准沾他边儿”。

对于沈从文的过激反应，常见解释有三种。

一是当时沈从文自得其乐，不想让张兆和搬来一起住。因张兆和与孩子们追求进步，常批评沈从文思想太顽固，需要改造，每当沈从文说“雨愁人得很”时，孩子就说“翻身农民不会这样想”。但沈从文当时见客，都靠张兆和在旁施以眼色，帮助他“把关”，可见，沈从文是离不开张兆和的。

二是与沈从文和丁玲矛盾相关，两人本是同乡，关系一直不错，但1980年3月号《诗刊》上，丁玲突然怒斥沈40多年前创作的《记丁玲》，称此书“胡言乱语”，并说作者“无知、无情”，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

沈从文虽未公开回应，但晚年私下提起丁玲时，用语刻薄：“她可以说乱得很（指私生活不检点），长得又不好……跟萧乾也有来往。”“什么斯大林奖金（丁玲曾获二等斯大林文学奖金），那个完全是政治上的。就是捧场，就是‘造神’的运动。”

萧乾与丁玲关系较好，“文革”后，萧乾是最早发表丁玲文章的编辑之一，外界由此得知丁玲还活着，丁玲恢复工作后，萧乾作为下级，曾和她共事过一段时间。但1974年时，沈从文与丁玲尚未发生矛盾。

三是沈从文可能听到一些关于萧乾的传闻。据著名诗人牛汉说，萧乾爱打小报告，常复写四五份，分发给社领导、人事处等。“文革”中人事档案公开，他的小报告展现在大家面前，大家气得不行。编译所开了一次批斗会，要萧乾交代，萧乾说：“我是老记者，技痒，不写不成哪……”牛汉还说，“文革”中，有一天军宣队带大家到潮白河游泳，萧乾被卷进旋涡，眼看要沉下去，是牛汉救了他。事后有人埋怨牛汉，说救他干吗，死了活该！

笔者曾就此事咨询过文洁若，文老说，萧乾所有交待材料都是经她手递交上去的，从没见过小报告，在交待材料中，萧乾从不提任何人，但萧乾有随手记东西的习惯，是否被抄走，给别人带来麻烦，就不敢保证了。

沈从文是否听到了相关传言，找辙拒萧乾于千里之外？但这却解释不了，为何“文革”结束后沈从文依然不肯原谅萧乾。

两个沈从文

也许，应把沈萧矛盾放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巨匠，一生遭际坎坷，却努力保持着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风范，这使后人不自觉地将其拔高，视为人格典范，却忽略了，沈从文也是多面的，甚至是彼此矛盾的。

1956年，沈从文被增选为政协特邀委员，他发言说：“我相信了共产党。我一定要好好的向优秀党员看齐……努力作一个毛泽东时代的新知识分子。”对于批判胡风运动，沈从文坚决支持，他写信给大哥说：“这里正是全面在讨论胡风问题。这个人过去（抗战前和抗战中）我总以为他在代表党，批评这个，打击那个。现在才明白是他自己一套，有一小集团，这里布置那里布置，争领导权！更绝不是党的代言人！”

1959年，苏联成功发射“月球1号”探测器，沈从文非常激动，写信说：“我觉得真是只有请求入党，来纪念这件大事，才足以表示社会主义阵营理想全面的拥护和成功深深信心。”可好友丁西林拉他入党，沈从文又表示没兴趣。

1960年初，还在“三年自然灾害”中，沈从文在井冈山住了3个月，搜集了10万字素材，却未能写成小说，后来写了几首“诗”，如：

延安城虽小，

茂材集群英，

马列勤学习，

劳作共艰辛。

青春冶一炉，

集体成巨人。

1970年，在给萧乾的长信中，沈从文说：“写了首《红卫星上天》长诗，如有机会在另一时公开。可惜照目前情形说来，我大致不会看到这首诗发表了。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时代多伟大，个人实在小得可笑。”

1949年后沈从文的内心是不稳定的，在“承认自我”与“否定自我”之间反复徘徊、犹豫不决，时而被“左”的潮流裹挟，时而又向自由主义回归，应该说，两个沈从文组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的沈从文，否则很难理解沈从文的行事为何飘忽不定。

仅举一例，梁实秋晚年曾写过很多回忆昔日文友的随笔，仅忆老舍就有三篇，他回忆冰心的文章让冰心“十分感激，曾写一封信，托人从美国转给他，并恳切地请他回来看一看新中国的实在情况”，可沈从文看到梁的文章后，却说“最无聊文人梁实秋，还在西雅图写文章追悼我”“为台湾宣传加盐加醋”，梁实秋误以为沈从文死于“文革”中，但并无恶意，对于激烈回应，沈从文自称在“配合政治”，但学者多认为，沈的回应，可能与梁未大加夸赞沈的文章有关。

1988年4月21日，《人民日报》记者李辉问沈从文：“你们老也老了，和好不行吗？要是他（指萧乾）来见你，你赶不赶他走？”沈沉吟了一会儿，说：“来看我，我赶他干什么？”李辉与萧乾约定，出差回来后一起去拜访沈从文。

没想到，5月10日，沈从文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两位老人最终未能在此岸冰释前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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