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南京大屠杀档案资料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姊妹篇，“世界记忆工程”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3年倡议发起的以保护文献避免被集体性遗忘、被忽视、被蓄意破坏的项目。其宗旨在于，让全世界所有人可以无障碍地接触到这些档案或文件，从而使人类的记忆更加完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截图

　　文字的遗产反映了语言、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它是世界及其记忆的镜象。但是，这种记忆是脆弱的。每天都有一些世界文献遗产永远消失。在和平年代，我们设法保存所有重要的东西，不惜花费超出想象的人力和物力编制应当被保护的建筑、城区、景点名录。从卷帙浩繁档案文献中，加以甄别、筛选。

　　正是在这种因素下，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应运而生。

　　然而，在“南京大屠杀档案”入选的同时，“慰安妇档案”却意外落选。事实上，纵观整个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其中对于人类惨痛历史“讳莫如深”。

　　在现有的346项纪录中，直接涉及人类历史惨痛记忆的仅有7项。包括“1817-1834英属加勒比奴隶记录”、“索姆河战役”、“1914-1923国际战俘局罪犯档案”、“华沙起义档案”、“吐斯廉屠杀博物馆档案”、“UNRWA巴勒斯坦难民与视频档案”，以及今年入选的“南京大屠杀档案”。

　　
南京大屠杀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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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书归正传，为什么联合国世界记忆名录里鲜有惨痛史呢？

　　筛选标准偏“文艺”

　　1993年“世界记忆工程”在波兰普乌图斯克召开的首届会议达成共识，确定“世界的记忆”馆藏的选择必须基于如下标准：内容、国家的、地区的或国际的重要性、物理条件、背景、危险程度、项目的可行性。所涉及的文献、馆藏之不可替代的性质将由这些标准的组合来确定。具体如下图：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文件整合

　　从“世界记忆工程”的具体评选标准中，可以看出其取向主要偏向艺术史类文献（包括文学、电影、音乐等）、国家历史档案、图书馆馆藏等。所以，名录上既有《格林童话》、《绿野仙踪》、《贝多芬交响曲》，也有《古兰经》手稿、《清代大金榜》、《儒教雕版印刷木刻板》。这些经典文学作品和珍贵历史档案材料构成了“世界记忆”的主体。

　　而那些着重刻画人类苦难史的档案之所以少之又少，是因为它们或是战火纷飞中遭到损毁，遭到施暴者刻意的破坏，或是天灾人祸中散轶在世界各个角落，或是随着世事变迁化为陈迹。

　　“涉案”国家的刻意阻挠

　　事实上，有幸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那些惨痛史，也经历过相当坎坷的抗争过程。从2014年3月提名参与申报到最后申报成功，一年多的时间里，日本多次提出抗议，并以影响中日关系为借口，反复要求中国撤回申报。

　　早在2014年6月，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就曾公开要求中方撤回申请；2015年10月2日，菅义伟又在记者会上宣称：“在日中两国努力改善关系的时期，中国想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政治利用，令人极为遗憾。”

　　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南京大屠杀档案正式列为“世界记忆”目录后，日本外务省随即强烈批评称，对南京大屠杀史料成功申遗表示“遗憾”，并认为联合国相关机构缺乏公平性。并强调，中国基于单方面的主张进行申请，在档案完整性和真实性方面存在问题。此外，日媒报道称日本政府计划冻结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

　　
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

　　记忆危机：迷惘的“新生代”

　　身为战争的发动国，纳粹造成的惨剧使得德国人注定长久地活在希特勒的阴影下。而1970年，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划时代的一跪，为德国战后历史上写下了极其重要的一章。“华沙之跪”也成为联邦政府与东欧重归于好之路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下跪代表德国求邻国宽恕

　　相比之下，二战之于日本，则由于广岛的创伤而兼有了受害者的形象，这使对真相的蒙蔽成为可能，历史的原貌也变得模糊。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二战让普通人想起的仍然是广岛、长崎，而不是南京。很多年轻人对“真相”也并不关心。

　　时至今日，经历过这场浩劫的人和大屠杀的幸存者所剩无几，有关二战的记忆方式将发生变化。自传性质的回忆将绝迹，我们只能依靠诸如战争遗物、遗迹和纪念碑等物。由此传播和输入的知识绝对称不上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因为它有别于一个亲历者所回忆的过去。

　　
最后的抗战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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